所以，从理论上看是正确的政策，在实践中往往不成功。少数几个实现了快速稳定发展的成功经济体，推行的政策在主流理论看来却是错误的。而且主流理论也不能解释其为何成功，比如，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等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都是市场经济，或转向市场经济，似乎与新自由主义强调的市场作用一致，但他们都同时有非常积极有为的政府。亚洲“四小龙”、日本和中国所采取的发展和转型思路既不是结构主义所主张的只靠政府、忽略市场，也不是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只靠市场、政府退出，而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两者兼而有之，有机结合。

理论应该是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视角看，上述成功的经济体是不应该成功的。因此，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不能帮助人们认识这些经济体为何成功。从改造世界的角度看，根据主流理论制定的政策是失败的。我并非说，违背主流理论制定的政策一定成功，但我没有看到按照主流理论制定政策取得成功的。换言之，主流理论不能帮助人们改造世界。基于此，我们必须对现有理论进行反思。

我1987年回到国内工作，1988年出现第一次的高通货膨胀，达18%。从西方学过理论回国的人看到如此高的通货膨胀，一定认为应该提高利率。提高利率后，投资需求就减少，储蓄将增加，消费需求也会减少，总需求减少，通货膨胀就会下降。但当时中国推行的不是提高名义利率，而是通过治理整顿的方式，砍投资、砍项目，以压低总需求。从主流理论来看，这是绝对错误的，说明政府不理性。

既然如此，从1979年到1988年中国如何实现每年10%的增长呢？背后一定有其道理。后来仔细一想，因为中国有一大批资本很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不能倒闭或破产，否则，将引发大规模失业，造成社会动荡，而且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关乎国防安全。在此状况下，如提高利率，因资本很密集，主要成本为资金成本，将造成亏损。在亏损状况下，如政府不补贴，这些国有企业就会倒闭，造成大规模失业，或危及国防安全，所以，只能给予补贴，财政补贴增加就要多发货币，这又将导致通货膨胀。所以，更有效的办法就是，砍投资、砍项目，整顿与社会稳定和国防安全无关的项目。从当时主流理论看，这一政策是错误的，但实践证明是有效的。

同样情形，最近，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退休，退休前他有一个反思，他说现代的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在解决当前的危机是无能为力的。如2010年发达国家出现有点复苏的所谓“绿芽迹象”，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他发现这个政策在理论上似乎非常清楚，推行的结果并未如预期。他现在认为，当利率接近零时，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需求会减少，投资需求并不会增加，所以二次探底。他认为，过去很多人反对利用发行货币支持政府赤字，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开始支持这个观点。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理论是在不断变化的，发展中国家在采用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时，必须考虑其具体条件和适用性。

在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时，我反复强调要重回亚当·斯密，但不是回到《国富论》，不是回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出的要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强调贸易和分工的重要性，而是回到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国富论》的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研究问题的本质和决定因素，这样才是科学的。

每个时代的特性各异，简单机械地搬用《国富论》的结论或任何学者的研究结论，这样的研究方法都是不对的，因为任何学者的研究结论都只是对过去某种现象的总结，而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因此，我们应该采用的是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和解决问题，而非根据《国富论》的结论去解决现在发生的问题。

因此，作为知识分子，如想以我们的努力贡献于国家的现代化，必须注重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问题，当遇到问题时，不是照搬现成的理论，而是深入分析考察问题的本质和决定因素，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之路。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条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接近，根据我国的现象提出的理论对解决其它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会比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更具有借鉴意义。如能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本文发表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05页-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