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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国经济学家正坐在理论创新的金矿上
——林毅夫在归国任教三十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关键字: 林毅夫归国从教三十年中国经济提出一个经济体在某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这个经济体在该时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该产业决定该经济体在那个时点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由此决定合适的上层建筑的观点也同时扩展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分析了经济基础如何影响上层建筑,以及上层建筑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主张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必须相适应,但是马克思没有讨论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现代经济中是由何因素决定。
所以,提出在现代经济中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由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来决定,也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现代经济的运用上的一个贡献。
新结构经济学与主流理论的不同
新结构经济学是2009年我在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时正式提出。但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则肇始于1988年对我国高通货膨胀的研究,并经1994年发表的《中国的奇迹》、1997年发表的《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2001年芝加哥大学的“D•盖尔•约翰逊讲座”、2007年剑桥大学的“马歇尔讲座”、2011年耶鲁大学的“库兹内茨讲座”而逐步成型。
新结构经济学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来研究,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决定生产力水平的技术和产业,和决定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等经济结构及其演化过程的决定因素和影响。
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以企业自生能力作为微观的分析基础。引进了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之后,对发展、转型和经济运行,都会有很多和主流的理论不同的看法。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既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需要从劳动相对密集、资本使用相对少的传统产业,不断地转型升级到资本相对密集、劳动使用相对少的现代化产业。
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既然是内生于该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要从劳动比较密集的产业往资本比较密集的产业升级,条件是什么?既然产业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那就要先改变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状况。
发展中国家是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那怎么改变这个要素禀赋的状况?这就是我常讲的,必须根据每个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
因为如果发展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企业具有自生能力,其要素生产成本在国内、国际的比较中会处在较低的水平。如果再加上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和作为上层建筑的软的制度安排,交易费用也会低。
那么,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就会在国内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有了竞争优势就会创造最大的剩余,可以用来积累,而且,资本的投资回报会最高,家庭和企业都会有最高的积极性将剩余转变为储蓄来进行投资,这样资本的禀赋增加的会最快,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逐渐变成相对丰富,产业也就会不断地从劳动或资源相对密集逐渐升级到资本相对密集。
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对发展的看法和作为发展经济学第一波思潮的结构主义看法不一样,结构主义忽视了产业结构是内生的,必须先改变内生现象的外生条件,才能够把这个内生现象真正的改变过来,结构主义的失败原因就在于这一点。
从转型的角度来看,有企业的自生能力的概念以后,就可以对发展经济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主张的休克疗法为何失败和转型过程中的一些矛盾现象,提出合理的解释。
中国渐进双轨制改革,避免了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社会主义的国家开始转型时,当时主流经济学有个共识认为休克疗法是最好的方法,渐进双轨则是最糟糕的方式。
但是如果从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来看,发现在转型之前有一大批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如果按照休克疗法取消掉所有保护补贴,这些企业会破产,产业会垮台,会有大量的失业,造成社会、政治不稳定,任何当权者都不会允许这种状况的持续;另外,那些都是先进的产业,许多和国防安全有关,为了国防安全,政府领导人也会认为这些产业一定要存在。
结果前门把那些保护补贴都消掉,后门又把那些保护补贴以更隐蔽的方式引进来,其效率更低。渐进双轨的转型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会造成资源错误配置继续存在及腐败的恶化,认为这是最糟的转型方式,但其实是最务实的。
承认原来的国有企业没有保护补贴不能活,那就老人老办法继续给予保护补贴,同时放开原来被抑制、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准入,而且不仅准入,还要发挥政府的因势利导,帮这些产业解决交通基础设施和经营环境不良的问题,结果取得了经济的稳定和高速增长。
这种转型绩效的反差只有从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才能解释清楚。现在国内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在转型期经济上取得的成绩是因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但如果只是因为从计划向市场的过渡,苏联、东欧推行的比我国彻底,绩效应该比我国更好,但他们怎么却是经济崩溃停滞?而我们的半拉子转型反而是稳定和快速发展!
另外,转型中的很多现象,例如预算软约束,这个概念是科尔奈提出的。他观察东欧国家的国有企业,亏损的时候国家总会给予补贴,帮这些企业度过难关。他认为这是国有产权造成的,只要是国有,国家和企业之间有父子关系,企业一有亏损,国家就只能给予补贴。
从企业自生能力的视角来看则不是这样,这些现代化大产业是国家要发展的,是国防安全和现代化的需要,但是这些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必然会有亏损,这种亏损可称为战略性政策负担;这些国有企业不仅有战略性政策负担,因为在转型之前政府动用了很多资本来投资现代化的大产业,但创造的就业的机会非常少,为了就业的需要,政府就把大量的劳动力分配给企业,变成了一个岗位有三个工人、四个工人,所以,这些企业还承担着就业的社会性政策负担。
有战略性政策负担,或者社会性政策负担,所造成的亏损谁来负责?应该是政府。但是,政府不参加经营,有信息不对称,不知道这个亏损实际是多少,所以,就只能把所有亏损,包括经营性亏损也承担起来。
认识不同,提出的改革策略就不一样。如果认为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是产权的问题,那私有化就好了。如果预算软约束是政策性负担造成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就应该先把社会性政策性负担剥离,然后,创造条件快速积累资本使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国有企业变成符合比较优势,把战略性政策负担也消除。
没有了政策性负担,政府就不再对企业的亏损负责,也就能够釜底抽薪地消除预算软约束。实际上,苏联东虽然推行了私有化,但是,私有化以后政府还对政策性负担所造成的亏损不能摆脱责任,还要继续给予补贴,私营企业寻租的积极性比国有时高,今天苏联东欧对私有化以后的国有企业的补贴反而比原来还多。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基本是按取消政策性负担的思路来进行的,先把社会性负担剥离,并逐渐地让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快速发展起来,资本积累就会很快,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地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保护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把各种保护补贴消除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价格信号完全由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也就水到渠成。
所以,有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结构不同和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以后,对发展和转型的认识就会和主流的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认识不一样。而且在经济运行上也会有很多不同的认识。
金融是经济运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现在西方主流的金融经济学主张发展大银行、股票市场、风险投资等。这对发达国家确实很需要,因为他们发展的产业和技术在全球的最前沿,资本很密集,而且,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己发明,风险也很大。
所以,发达国家必须有能够动员很多资本又能分散风险的金融安排,全国性的大银行、股票市场或者是像纳斯达克那样的二板市场对发达国家而言都是合适的。
但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不是合适呢?发展中国家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力比较密集,资本需求量少,而且,生产的产品以及使用的技术是成熟的,产品的市场也是存在的,主要的风险来自于企业家有没有经营能力。
所以,发展中国家金融所要动员的资本的规模和所要克服的风险和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小银行、大银行、股市、二板市场等金融安排在动员资金、配置资金和分散风险的能力上各有不同。因此,合适的金融安排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应该不一样的。
人力资本也是现在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人力资本理论是芝加哥大学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有多位诺奖获得者认为决定现代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决定因素是人力资本。
但是,发展阶段不一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同,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也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的产业在世界的最前沿,技术创新和产业的升级都必须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依靠引进。
不管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需要人力资本,但发明比引进所面对的不确定性高出很多,发明所需要的人才和引进所需要的人才在处理不确定上的要求不同,显然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也不一样。
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和教育的水平相关,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并非教育水平越高就越好,人力资本的结构应该适应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特性。
不仅在经济运行理论上新结构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在许多方面会有不同的看法,还可以对一些被主流经济学作为“基准”的理论有新的认识。
例如,货币中性理论,认为货币政策的宽紧只影响价格的水平,不影响经济增长。这是芝加哥大学对经济学理论的最主要贡献之一。但是,引进发展的机制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视角以后,货币就不见得是中性。
货币中性理论是芝加哥大学对经济学理论的最主要贡献之一,图为芝加哥大学大学校园
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发展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都需要投资。投资决定于资金的成本,资金的成本决定于利率水平,利率高低和货币的发行宽紧有关。
如果货币政策很紧,利率就会非常高,投资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成本高,投资就会少,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慢。反过来讲如果货币比较宽松,利率就比较低,创新的成本和意愿就会比较高,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意愿和速度就会比较快,这样货币就不是中性的。
在芝加哥大学的货币中性理论中,并没有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货币政策宽紧当然只影响价格水平的高低,不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但是,如果放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中,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是靠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从一个阶段不断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过程,就会发现货币不是中性。
当然,货币政策宽紧需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技术的可能性相适应,如果过度宽松超过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可能性,那么,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对创新者是一种补贴,对储蓄者则是一种税负,会有收入分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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