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就业办公室（Arbetsförmedlingen）：难民过滤器

瑞典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5年，65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迫近全国总人口的20%，不断攀高的老龄人口的比例无疑是瑞典福利社会模式可持续性发展的一大隐患，更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返贫现象在逐渐加剧。瑞典SVT2015年3月份报道，按照欧盟标准，瑞典超过25万的老年人属于贫困人口，每年瑞典用于低保的财政支出是45亿瑞典克朗，平摊到每个贫困老人头上大约是每月1700瑞典克朗。

很多瑞典老人的晚年并不幸福

那么，增加劳动力人口尤其是“税收人口”必须是瑞典政府部门的政策导向。笔者也不止一次地读到很多分析文章，指责愚蠢颟顸的瑞典政府放任过江之鲫的难民进入，尤其是难民中35岁以下人口能占到难民总数的68%左右，他们和瑞典本土的青年竞争工作机会，加重了瑞典“土著族群”的就业难度。

问题是，在何种程度上，难民数量可以部分地转化为“人口红利”，成为维持福利社会模式的积极正面的因素？在这一点上，文中前面所提到的公共就业办公室的作用不可低估。

公共就业办公室和移民局合作极为紧密，负责审核筛选符合推向瑞典劳动力市场的难民人选（发放at-und就业许可卡），仅此一关，因为年龄、犯罪记录、教育背景等，就能基本排除掉三分之二的难民。

客观地说，涌入瑞典的难民大部分来自北非和中东的穆斯林国家，人口素质本来就参差不齐，再加上语言障碍、生活环境的适应、用工单位的隐形歧视等各种原因，哪怕是剩下三分之一的拿到就业卡的难民，其中小部分高素质人群找一份正经的工作也如蜀道之登途。而移民局考核是否给难民发放永久居留权的各项指标中，“是否有能力找到工作”这一项几乎能占到所有评权比重的80%。

瑞典SVT电视台今年5份的一份报道，揭示了难民在瑞典就业市场中所处的严酷环境，2015年瑞典接纳的超过16万的难民中，只有可怜的不到500人找到了工作：

这个数字非常清晰地说明，所谓“瑞典难民缓解劳动力缺口，应对老龄化”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笔者甚至可以揣测，瑞典政府和有关部门主观上就没有刺激难民成为合法劳工的打算，而是把这一块区域主要划分给了已成体系的高素质移民引进系统，公共就业办公室负责难民这一块的部门担当了难民过滤器的功能，它以较高的就业标准，繁文缛节的用工规章，配合了原本严苛的瑞典本土资方需求，“提纯”了瑞典职场中的族群分布律，哪怕承担了一些连带的负面影响，比如找不到工作的难民往往成为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也要维持本土年轻一代和高素质移民在就业大潮中的“生态平衡”。

结语

自1994年入欧公投以来，瑞典将自身的前途和整个欧盟的未来更加紧密地绑定在了一起，社会变革进入到了快车道。彼时，正是瑞典社会福利体系的“黄金时代”（1970-1985年左右）的余晖也行将燃烧殆尽的时候。尽管瑞典在非常时期仍有黄金时代的先辈们杀伐决断的风范，比如对2008年经济危机和2009年猪流感事件采取的应对机制，让欧盟其他国家称赞不已。

但整个欧洲政治结构的深层次改变，和难民潮的长期负面效应已经给他们敲响警钟。或许瑞典人还能从“军工——难民”的收益比中假装能保持一种惴惴的满足感，或许瑞典人有足够的自信，设计出更精巧的改革蓝图应对老龄化。但随着整个欧盟的向心力越来越弱，经济振兴乏力，以及难民潮造成的政坛平衡危机，已经让瑞典有了汲深绠短之感。

2016年11月份瑞典最新民调 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SD）支持率仅次于老牌政党社会民主党，稳坐第二把交椅

“小国”和“单一种族”这两大特质本身是历史辩证法所赋予瑞典人的，而在这个辩证法面前遭到惩罚的国家无分大小，单一种族的神话也即将在国内爆棚增长的穆斯林人口面前轰然坍塌。在一片治国的茫然混沌感中，瑞典人需要寻求更为精确的现实基点，以应对他们越来越不确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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