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模式的实用主义灵魂是否已经枯萎

如果从历史的维度论及瑞典的地缘政治以及国民特质，有两个关键词不得不点出来，一个是“small”（小，对这个词瑞典人不但不当成贬义，反而引以为傲），一个是“homogeneous”（种族单一）。我们时常惊叹于这个面积45万平方公里（差不多相当于一个甘肃省），人口仅接近一千万的北欧小国，经常展现出与其综合实力不相称的国际影响力：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的军事战术曾让拿破仑俯首膜拜；20世纪30年代，有关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 Sweden: the Middle Way）研究著作摆上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案头，正是“瑞典灵感”引领欧美从大萧条的泥潭中走了出来；二战后，西方国家中又是瑞典首先破冷战之思维藩篱，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

1950年，瑞典第一任驻华大使阿马斯顿向国家主席毛泽东递交文书

在18世纪初，瑞典王国在“大北方战争”输于俄国之后，基本就褪去了让“波罗的海为内海”的霸权野心，量力而为，在国际事务中腾挪闪转，纵横捭阖，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中立”态度是瑞典版“实用主义”灵魂的最好展现。

笔者2012年4月参观乌普萨拉市市立档案馆，讲解员在讲述档案馆历史及规程时，提到过这么一句，引起了笔者的兴趣：“理论上，70年之前的档案将自动解封，不再做保密处理。”我随即发问，乌普萨拉档案馆还有什么过了70年保密期却尚未解封的？她狡黠的一笑：“不是和纳粹合作的那一部分。”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她印证了长久以来坊间的传闻：二战中后期瑞典官方和苏联的“媾和”档案仍属于保密性质的文件，尚未公之于众。如果有历史学家引愆瑞典首鼠两端，“两头下注”，瑞典也会以他们的难处作为回应：1940年德国密谋“巴巴罗萨”计划准备奇袭苏联的时候，迫于希特勒的压力，瑞典把“中立”（neutrality）状态调整到耐人寻味的“非战争”（non-belligerent）状态。他们以灵活的柔身手段保证了瑞典本土免受战争的蹂躏。

笔者不厌其烦地罗列上述历史事实，无非是为了证明瑞典从历史上就不是那种“图虚名而舍实利”的国家，而是采取了一种瑞典特色的“实用主义”（ pragmatism）生存策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19世纪末瑞典大批移民漂洋过海去北美大陆，就能几乎无缝连接般地成为美国族群大熔炉的一部分，因为实用主义和新教伦理（protestant ethic）本就是支撑美国成为“山巅之国”的双翼。

回到上面那个问题，瑞典量本国之物力，结难民之欢心，是“小清新”左派爱心泛滥的缘故吗？或者说，对难民的同情心以及人道主义考量是否是瑞典难民政策的主要原因？

两年前，笔者在微博中撰文《隐秘而龌龊的德国难民产业链》，引起了不少网友的热心关注，彼文着重阐述了难民产业链带给官僚体系、房地产开发商、电信运营商以及律师行源源不断的利益。

在这一点上，对比德国和瑞典，笔者可以大胆放心的做出一个结论：适用于德国难民产业链的“利益模型”几乎完全也适用于他们的日耳曼小兄弟瑞典。

那么我们再问一步，“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无利不起早的“难民利益共同体”是不是就足可以让瑞典在难民问题上如此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