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下一步还有哪些手段？

《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可能是特朗普下一步最有力的举措。要援引该条款，美国贸易代表必须调查外国违反贸易协定和不公平贸易行为。第301条没有法定关税上限，原则上征收的关税为期四年但可续期。在裁决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称第301条“在法律上极其稳固”，释放出政府打算将其作为重建美国关税壁垒主要工具的信号。

《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提供了另一条途径。它授权总统在商务部调查后，对被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配额或实施其他贸易限制。它允许对特定行业征收无上限税率且无限期的关税。虽然历史上曾用于保护国内石油生产，但特朗普政府已利用它对钢铁、铝、铜、汽车、汽车零部件、木材以及橱柜等家具产品征收了50%的关税。它可以被用来针对美国狭窄的出口商品范围（如汽车或药品）有严重依赖的任何国家，作为双边谈判的筹码。

另外两项工具正在考虑中。《1974年贸易法》第201条授权征收关税，以保护国内产业免受进口激增带来的“严重损害”。它要求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进行调查和公开听证会。虽然没有法定上限，但历史上第201条关税通常在现有关税基础上增加20%至50%。根据第201条采取的措施最初可实施四年，最长可延长至八年，且关税必须逐步降低。此前曾针对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的进口使用过。

最后，《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授权对歧视美国商业的国家进行报复；总统只需宣布存在歧视，便可征收关税或直接禁止进口。尽管该条款已存在近一个世纪，但从未被使用过——最可能的原因是难以确立可被认定的“歧视”行为，以及围绕其适用性的法律不确定性，特别是考虑到美国的世贸组织承诺。

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

《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关税的失效将使中国面临的实际关税税率从目前的36.8%降至约21.2%——这是一个虽有意义但并非完全解脱的缓和。事实证明，即使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关税制度下，中国的出口表现仍展现出韧性和强大实力：其贸易关系已快速向非美国市场多元化，同时稳步提升出口产品的附加值。

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双边紧张关系远不止关税问题，在一系列争议领域都显得十分突出：美国的技术出口限制、将中国企业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以及在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方面更深层次的结构性争端。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持续的高层外交接触来解决。

宾大沃顿预算模型的经济学家表示，在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总统的关税后，超过1750亿美元的美国关税征收面临潜在退款。图为该机构测算的IEEPA关税占总关税比例。 数据：宾大沃顿商学院

特朗普总统计划中的访华可能会延长去年十月釜山会议后达成的关税休战，并在一些悬而未决的争端上取得渐进式进展。但《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关税的取消，虽然是一个建设性的进展，对于稳定更广泛的中美关系而言，有积极作用，但并不是决定性的。

结论：重新调整，但问题远未解决

最高法院关于《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裁决，是美国围绕总统权力边界持续斗争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通过推翻本届政府最全面关税措施的法律基础，法院再次确认：总统权力再大也有边界，对美国民众征税必须得到国会明确批准。这对特朗普而言是一次重大挫折，这不仅是因为裁决拆掉了他标志性的经济政策工具，更因为它暴露了这种依靠总统行政命令而非稳固法律授权的贸易政策的脆弱性。

然而，现在就断定法院的裁决标志着特朗普关税野心的终结，还为时过早。本届政府已明确表示，它不认为这是宪法层面的否定，反而视其为一次政策调整的契机。转向《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第301条以及《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表明关税壁垒将在不同的法律基础上重建，其中一些法律依据比另一些更经受过考验。不过，这种转换不太可能一帆风顺。一旦第122条规定的150天期限到期，新关税的范围、税率和启动顺序将再次成为总统自由裁量的事项，这会抑制商业投资，令贸易关系紧张，加剧不确定性。

同时，贸易伙伴获得的短期缓解，也不应被误认为是长久的解脱。那些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关税阴影下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可能会选择继续履行承诺，以免激怒特朗普并招致依据第301条发起的调查。但它们现在也看清了特朗普行政权力的局限。投资承诺可能会放缓，尤其是在企业层面，面对日益加剧的不确定性。

为了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已经在进行的贸易多元化，很可能会持续下去。本届政府的激进姿态，已经损害了美国作为一个可预测、基于规则的贸易伙伴的声誉，这种损害将比任何单项关税措施的影响都更为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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