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8月~1990年9月，我在美国待了一年多。当时，没事干，我开始写《中国方术考》。书中涉及子弹库帛书。我对帛书释文又有所修正。

子弹库帛书是数术性质的古书。读者不难发现，我后来出版的《中国方术考》，其中讲数术的部分，无论式盘，还是日书，都来源于我对子弹库帛书的研究。反过来，它们也深化了我对子弹库帛书的认识。

1990年，我在西雅图，有一天，张光直教授打来电话，说他读过我的《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问我是否愿意参加4月27~28日在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举行的东周楚文化讨论会，如果愿意，他可以推荐。我说，我当然愿意。

赛克勒美术馆提供的黑白图版

这个会是为辛格（Paul Singer）医生85岁生日而召开，会上展出了子弹库帛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件稀世珍宝。它在纽约曾经发霉，去霉后的部分，字迹反而变得很清楚，与过去的照片不一样。饶宗颐先生和我一起看楚帛书，他说，既然有此奇效，何不让帛书再次发霉，把其他部分也清一下。他希望能“梅（霉）开二度”。后来回到北京，我给《文物天地》写了篇《楚帛书目验记》，就是讲目验帛书的感受。

那次会议有四场报告，主讲人是李学勤、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杜德兰（Alain Thote）和马麟（Colin Mackenzie）。我是参加讨论的人。

当时有个叫格利芬（Jane Tilley Griffin）的女士提问，希望李学勤先生能给大家讲讲帛书十二神。李先生说，正好，有两位研究这一问题的权威在场，一位是饶宗颐先生，一位是李零先生，我想把问题交给他们来回答。

当时，饶先生讲了几句话，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我根本没说话。会议论文集有我一篇发言，其实是后来写的。这篇文章的中文题目是《楚帛书与“式图”》。

帛书的思想意义，我是花了十年，到此方窥一二。

这是我第三次读楚帛书。1992年6月12日，我44岁那天，柯强匿名捐献的楚帛书残片入藏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当时，负责此事的齐思（W. T. Chase）先生跟该馆亚洲部主任苏芳淑博士商量如何保护这批残片，苏博士建议请我去华盛顿参加他们的揭剥工作。因此第二年，我去了美国。1993年1~5月，我住马里兰，每天乘地铁去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上班。我除自己作研究，经常去弗利尔美术馆的实验室陪巴拉德（Mary W. Ballard）女士揭帛书。我第一次有机会经常看帛书，既包括众所周知的那件帛书（他们叫“第一帛书”），也包括从未发表的帛书残片（他们叫“第二帛书”），这使我对子弹库帛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印象。另外，我还阅读了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保存的有关档案，访问了住在新泽西的辛格医生和住在西雅图的吴柱存教授，对楚帛书在美国的流传也做了详细调查。

这是我第四次读子弹库帛书。

1993~1996年，我一直和巴拉德女士保持通信。但1997年，揭剥工作突然停了下来。

2000年，我到普林斯顿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和罗泰教授谈起这件事。结果，由他提议，与会的27名国际学者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的馆长毕齐（Milo C. Beach）博士，呼吁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重启揭剥工程。

我们又有了希望。

2001年9月1~7日，弗利尔美术馆实验室主任贾宝（Paul Jett）博士邀请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文保专家白荣金先生前往华盛顿，与大都会博物馆的纺织品保护专家金蒂尼（Christine Giuntini）女士研究进一步揭剥。这事正好在“911事件”发生之前。

这是我第五次读子弹库帛书。

2007年，帛书残片的揭剥工作终于结束。所有揭开的残片都用有机玻璃板封存。揭不开的残片，则按原状保存。10月21~26日，我和芝加哥大学的夏德安（Donald Harper）教授去华盛顿，仔细读过这批残片，做过记录。

这是我第六次读子弹库帛书。

现在这本书是我第七次读子弹库帛书的结果。我用的帛书底本是赛克勒基金会和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提供的最新数码照片。它既包括那件相对完整的楚帛书（本书题为《四时令》），也包括同出的其他残片（本书题为《五行令》和《攻守占》）。前者即1964年柯强售出，1966年被赛克勒医生购入，后来借存于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的楚帛书。后者即1992年6月12日，柯强匿名捐献，入藏于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的楚帛书。两者都是由柯强带到美国，现在都在华盛顿。

子弹库帛书，留在国内，只有1997年11月10日商承祚先生的家属捐献给湖南省博物馆的一块残片和一幅照片。这次出版，我想把子弹库帛书的各种“版本”搜集到一起，既包括早期的蔡修涣本、弗利尔本、大都会本，也包括上述照片。同时，书中还包括子弹库楚墓的所有出土物。既包括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一书中记录的所有文物，也包括1973年5月湖南省博物馆重启子弹库楚墓发表的所有文物，还有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收藏的存放帛书的书笈。我想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做成一份抢救性的复原报告。

我希望，这份报告可以尽可能汇集所有最重要的材料，让这批稀有的帛书，最终成为所有中外学者共同拥有的文化财富。

本书写作，曾得到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很多中外学者也提供了无私帮助。我要特别感谢：

（1）赛克勒基金会的主席伊丽莎白·赛克勒（Elizabeth A. Sackler）博士。

（2）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的前馆长罗覃（Thomas Lawton）博士、前亚洲部主任苏芳淑博士（现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库房管理员科尔（Rocky Corr）先生和诺曼（Jane Norman）女士，图书馆的前馆长陈家仁博士，以及亨尼希（Colleen Hennessey）女士和霍吉（David Hogge）先生。

（3）弗利尔美术馆实验室的齐思（W. T. Chase）先生、温特（John Winter）博士、贾宝（Paul Jett）博士和顾祥美女士。

（4）史密森保护中心的纺织品保护专家巴拉德（Mary W. Ballard）女士。

（5）大都会博物馆的纺织品保护专家金蒂尼（Christine Giuntini）女士。

（6）已故美国著名收藏家辛格（Paul Singer）医生。

（7）芝加哥大学亚洲语言文明系的夏德安（Donald Harper）教授。

（8）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和叶娃博士。

（9）佛罗里达大学的来国龙教授。

（10）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姚进庄（Josh Yiu）博士。

（11）湖南省博物馆的高志喜、傅举有、吴铭生、陈建明、李建毛先生和郑曙斌、聂菲女士。

（1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何介钧、张春龙先生和刘兰女士。

（13）岳麓书院的陈松长教授。

（14）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王睿博士和王月前先生。

（15）上海博物馆的徐汝聪女士。

（16）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王㐨先生。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白荣金先生。

（18）中国丝绸博物馆的赵丰先生。

（19）已故雅礼中学的老校友王宗石老师。

（20）侨居美国西雅图的吴柱存教授、傅云起女士。

（21）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的吕敏（Marianne Bujard）教授。

（22）2000年10月22日在普林斯顿大学联名写信给毕齐（Milo Cleveland Beach）博士的27位国际学者。

（23）汉唐阳光的尚红科先生。

（24）国家图书馆的曹菁菁博士。

（25）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孟繁之先生。

（26）《华夏地理》的任超先生。

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不可能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