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提出“优主主义”的新概念，以解决趋中化的问题，实现趋优、趋强的选择。优主主义是要做趋优的选择，以形成优者主政的优主集团。这需要遵循五大原则：一是优主集团的大门要敞开；二是要设立公平的择优门槛，比如中国的高考、公务员考试；三是进入这个集团后，要有保持能力和道德优秀的机制，避免优秀人才的退化；四是要有机制既防止个人独裁，又能使得最优秀的人才上位；五是优贤人才要有和民众沟通的良好渠道，以了解民意。

其实今天中共的尝试就颇有这个效果。像长期的培养、历练，有任期制和年龄限制。所以我才一再撰文认为中国今天的制度优势已经超过西方，这是东西方此消彼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至少，中国演变到今天的政治体制不会出现特朗普，也不会出现一意孤行的小布什，也不会像卡梅伦一样为了解决党内问题而拿国家命运去赌博，也不会如默克尔一样非常冲动地接受一百万难民。无论是小布什、卡梅伦还是默克尔，他们怎么能如此轻易地做出如此重大、影响国家命运的错误决策呢？

第三位美国学者不希望公开其身份，我就简要总结一下观点：中国的制度有其优势，比如党内的效率高，精英选拔强调能力和经验，不会出现特朗普这样的政治人物。中美两种制度可以并存。特朗普的崛起已经对美国的民主制度造成了巨大伤害，他的当选，更是将这种伤害从道德、理念的层面演变成实质的伤害。

就中美关系，他认为目前有三种观点：中美是价值观之争、中美是利益之争、中美存在误会。每一种因素都会作用，但很难讲哪一个是最根本的。

比如亚投行，美国学界和政界认为是美国的决策失误，是奥巴马被误导，但却极易造成双方的误会，尤其是民众之间的。

我们还提到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一事。美方到现在还认为是误炸，也向中国道歉和赔偿了，认为此事已经了解。但中国许多人不相信先进至此的美国在参与一场战争时会犯如此低下的错误：竟然凭借一份旧地图来制订作战计划。我特别提出，就是法国出版的20世纪历史也不相信美国的说法，认为真相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法国的立场令其很是惊讶。

会议现场

在华盛顿还遇到一位著名的自由派人士。在制度上双方没有共同语言，但经济上还是很有的谈。

我告诉他中国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政治不出问题，经济总会有办法。中国之所以不会发生经济危机，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民众和国家都注重储蓄，这和西方发生经济危机时从上到下都赤字累累不同。这主要是文化的区别。二是国有企业的债主是国家，这种关系类似于家庭中的关系，债主绝不会逼债。三是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时，各大银行争相抛售，引发羊群效应。但在中国的银行都是国有，国家行政命令就可以决定它们的行动，至少绝不会发生西方这种“踩踏”现象。其实真要有危机，就是非国有企业也得服从国家需要。中国政治有这种能力。

几天的访问下来，还有一个感觉，中美关系之间的波动还和美国研究中国的力度不够有关。我参加了许多场研讨会，也查过各大机构的研讨会主题，发现有关选后美俄关系的话题就有两场，而且规模都相当大，参与的人也相当有层次，但却没有一场是涉及中美关系的。虽然从整个西方来讲，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已经是首屈一指，但却远远落后于对俄罗斯的研究。

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俄罗斯长期都是世界大国，冷战时还成为两个世界大国之一。现在虽然衰落了，但这个传统优势毕竟一直在。而中国自近代以来就积弱积贫，真正成为令全球不可忽视的政治、经济、军事世界级大国不过十年的时间，这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时间过于短暂。

正如最后一位美国学者所笑谈的：再过二十年，研究中美关系就会成为绝对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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