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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23 08:52:25
跟一般官员出事的反应不同，舆论对这位副镇长充满了同情，都觉得他至少是个老实清廉的干部。舆论同情安徽的洪升副镇长的逻辑便在于，一个副镇长即便权力不算大，用来谋取一万多块钱也应该是不难，但他没有动这个心思，那么对他可以酌情处理。严明纪律有必要，但要防止造成对基层干部队伍的逆向淘汰，因为纪律也是有人情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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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晰产权关系”的旗号下，乡镇集体企业大部分被转制成了私人企业，方式既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1990 年代初期的赵四村因集体经济发展而受益。“转制”后的诸暨钢管厂经历了一段效益最好的发展时期，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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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某个地方听过易中天教授谈论香港人对工作的态度：易教授一行人在香港乘船，中间遇到一些周折，负责导引的香港本地人尽职尽责。易教授等人向这位香港人表示歉意，但他不以为然，说：没关系啦，我尽心做事才能有这份工啦。易中天教授显然是欣赏他遇到的那位香港劳动者的意识的，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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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将永恒地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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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业生产大量离开，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自然就容易了。但这是以承接污染转移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恶化为代价的。据统计，过去十年里中国引进的投资中至少有20%属于高污染行业。在当前的国际产业和贸易格局下，中国不仅在为满足中国人的需求而生产，也在为西方人而生产，消耗的是中国的资源，又把污染留在了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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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现代化带来的负面问题，就必须把环保行业从产生问题的现代化逻辑中解放出来。如果听任环保行业被市场主义的逻辑俘获，将环保视同为一种“产业”，那么对环境问题得以解决的期待，将无异于希望揪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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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幸福吗？”这是2012年中国的“天问”，它戳中了很多人的敏感神经和内心痛处。幸福感是有的，但不幸福同样弥漫。最重要的是在“经济发展为了人”还是“人为了经济发展”间做出抉择，并据此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和人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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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26 17:57:29
2012年的重要性来自于政治领域。当下中国的种种争论无非就是自由与平等这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即精英主义和大众民主两种取向之争。社会出现了清晰的分化和强烈的对比：从上层看，官方表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下层对此的态度因群众、地域的不同而莫衷一是；而在上下之间，是一个强大而固执地坚持要求“消极的自由”的精英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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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接触的青年学生往往直接走向了政策建议的方向。因为视野的局限，社会调查沦为摄像机式的记录加上一点“政府应该如何如何”的老生常谈，看不到表象背后的东西，更缺少思想的火花。这样的调研报告读起来像极了都市报的社会版与时评版的杂糅。这可以称为“天下情怀”的失落和“师爷心态”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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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原则在法理层面规定了中国的国家性质，规定了工人在国家中的地位。但现实的情况远为复杂。市场化的浪潮冲击了每一个人，工人在利益上承受的损失是最大的，表现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急剧下降。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工人研究领域也悄然退场了，事实也大部分如研究者所看到的那样，工人不是一个有着同一性的“阶级”，而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庞大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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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博士项彪的《全球“猎身”》属于中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著作。此书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本质，印度很多家庭为男孩子的IT教育倾其所有，以便未来从工作以及收取嫁妆中获得收益，但印度IT工人从事的仍大都是机械的编程工作。这些机制构成了一个利益传送的链条，但不是把国外的钱赚回印度，而是把印度民间有限的资源卷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并且，全球“猎身”体系的支撑性力量不是全球化带来的繁荣，而是印度社会的高度不平等，如阶级压迫，种姓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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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01 11:18:43
据称，“世行报告”世行方面的负责人私下透露，世行观点为：中国无需重复俄罗斯的失败道路，国企私有化的建议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执意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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