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黎子堂】

早期网络时代，由于材料的局限，网络上产生了大量诸如“刺刀冲锋制胜论”“步兵遛骑兵”“宋朝骑强蒙古步强”等一系列惊天骇俗的暴论，其中不少暴论至今仍有影响。

但在一众惊天暴论中，也不乏一些有价值的说法，如本文要说的“战国就有具装骑兵”一说。该论相比前面提到的那些暴论，有一定的论据材料，也有相当的合理性，所以也获得了大量拥趸。那么该论具体如何，且看下文。

首先，要明确具装骑兵的概念，即“骑士穿戴甲胄、战马全身披挂马铠的重装骑兵”。

“战国就有具装骑兵”一说的论据材料主要有三个：

1.《孙子笺》云齐宣王以文骑六百匹伐燕。

2.包山楚墓出土马甲留有鞍部位置，当为骑兵战马的马甲。

3.战国时代骑兵已经有冲锋陷阵职能，出现具装合情合理。

下文对这三则论据依次分析。

文骑考

所谓《孙子笺》中的“齐宣王文骑六百匹”，其出处是《七国考》卷十一兵志文骑条下，原文为“孙子笺云齐宣王以文骑六百匹伐燕”其中“文骑”一词。“战国就有具装骑兵”的论者联系《左传·宣公二年》中“兵车百乘文马四百匹”中的文马，认为文骑可能是披挂厚皮革马甲的战马，再联系齐瓦当中持长兵器的骑手形象，继而得出齐国已有建制重装骑兵的说法。

今按：

“文骑”一词，考诸史册，仅见于《七国考》所引《孙子笺》，而《七国考》成书于明末，清人评价其：“殆说未成之稿偶为后人传录”。今人也认为该书问题极大，袁庭栋先生认为“董说引书，往往张冠李戴，物题甲乙……真伪优劣不分……错讹衍夺，比比皆是。”又如杨宽先生评此书“内容杂乱，编排无次序，既不完备，又常有错误。”

若非经缪文远先生订补，以其书中错漏之多，恐怕难以为用。可惜缪氏在订补之时，未对文骑一条作出解释。笔者以为，或是因为这《孙子笺》已无从考据，又无任何出土材料可加以论证，故保留原状。

总之，该书成书于明末，错漏极多，“文骑”一词又不见于其他记载，秉孤证不立之态度，笔者以为，所谓“文骑六百匹”并不能确切说明齐国有建制的具装骑兵。况且，齐宣王伐燕，史有明载，《史记》与《战国策》均记载“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仅提到发五都之兵、北地之众，丝毫未提及“文骑”或骑兵。

再退一步说，若《七国考》所引真完全无误，文骑是否等于具装骑兵也是问题。前文提到，论者以《左传·宣公二年》中“文马”的记载，认为文即代表马甲，然考《春秋左传正义》关于文马的解释：“[疏]注“画马为文”。

正义曰：“谓文饰雕画之，若朱其尾鬛之类也。”古籍中另有文衣记载，如《史记·孔子世家》“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可知“文”字非特指甲胄，所谓文马，可以是披着布帛马衣的战马，明确批甲的战马应是介马。即使再退一步，设定文骑即等于披甲战马，其防护面积是否到达到具装标准，又是一问题。

总之，齐国是否真有“文骑”，不可考；“文骑”是否等于具装，又有颇多疑问。简单以《七国考》一句残文断定战国时齐国有具装骑兵，未免太不严谨。

另，论者所谓齐瓦当中有持长兵器之骑手形象，这确实足以证明彼时存在肉搏冲击的骑兵，但却无法说明出现甲骑具装，这点在第三条加以说明。

包山楚墓马甲考

有关包山楚墓马甲，论者多据白建钢先生《包山楚墓马甲复原辩正》，认为该马甲空出背部，是为放置鞍鞯。白氏文中亦提到：“笔者疑此物（指叠压于马胄马甲上的“车帷幔”）属于覆盖于马背上的鞯、鞍垫一类。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定。”论者遂据此认为此为战国具装马铠实物。

今按：

查包山楚墓发掘简报，马胄马甲出土于2号墓南室，而南室同时存放有车器，简报原文如下：车马器以部件随葬，计有木质车伞、车扼、车衡、车栏、繁级座、马铺，铜质车舍、马衔、马泡、节约、梅、半圆形马饰、燕尾形马饰、环；皮质车饰，丝织车帷慢，骨质马键，扬片，金箔等近20种，70余件。

基本可以确定，该马胄马甲是用于车马之用。至于被白氏疑为鞍垫、鞯的车帷幔，是为丝织品，且出土位置不仅在马甲上，还在马胄上。白氏仅凭其大小（顶部宽仅60cm）与车体不符而认为可能是鞍垫、鞯的观点，似难成立。

详细的情况，还需要得到同室内出土的木质车伞具体数据才能进行判断，但该木质车伞数据不明，以车帷幔作为突破口显然是不行的。但该套马甲胄与车构件出土于同一室内，已足以说明其并非单独骑乘用马，而是配属于车辆之马匹。

同时，关于此套马甲，王子今先生也指出“此制作没有考虑负重量的减省”“此马甲可能并非实战装具，当然，亦不能排除作为仪仗之车系驾马匹的防护方式的可能。”据此，这套马甲并不适用于骑乘战马配备，其要么是非实战装具，要么就是供仪仗车辆马匹使用的。

总之，包山楚墓之马甲为骑兵骑乘用马马甲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暂不能作为“战国具装骑兵马铠”的实锤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