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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诸葛亮用兵的水平到底怎么样?
关键字: 三国诸葛亮荆州关羽益州运输成本诸葛亮想要北伐中原,关键也在于要集中有限的兵力,不能东击孙吴、北抗曹操,所以,“孙刘同盟”就成为北伐战略的一个关键支撑点。问题在于这个支撑点很不牢靠,荆州是一个理想的北伐出发点,诸葛亮想要留在手里,还派关羽领大军长期守备;而孙权总是谋划着要夺回荆州;而曹操施加的军事压力也沿着南北要道指向这里;因此,关羽镇守荆州实际上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
关羽军猛攻樊城,被吕蒙偷袭
考虑到古代交通困难,运输成本极其高昂,如果没有附近的土地赋税支撑,要在荆州维持住一支大军的供给,那是很不容易的;公元215年夏天,孙权就已经派兵夺取长沙、桂阳、零陵三郡,还要关羽让出南郡,经过协调,南郡、零陵和武陵三郡归刘备方面,关羽的军饷就更加成问题了,所以率军出击襄樊,结果后方空虚为吕蒙所趁。
正是在这个方面,历史叙述有很不可靠的地方,往往过分看重关羽对孙权方面态度不好,须知战略同盟不是“朋友个人感情起作用”,而是很现实的利害关系计算。孙刘同盟无法维持的内在逻辑是孙权想要占据荆州,这等于取消了双方缔结军事同盟的唯一共同利益,此时,诸葛亮仅有的理性选择是:放弃荆州并撤回关羽大军。孙权方面否定刘备据有荆州,实际上就取消了战略伙伴关系的全部利益基础,而诸葛亮如果不想要两面对敌的话,就只能够撤回关羽大军西去益州,让孙权方面独抗曹操。
孙刘联盟之所以无法成立,关键在于孙权方面坚持否定刘备方面的应得利益——保留荆州地域作为关羽大军的给养基地,如果关羽大军停留在荆州附近还由益州远距离运输给养的话,那显然是一种“自带干粮的五毛”行为,而不是什么战略伙伴关系。在孙权誓夺荆州的目标之下,不论关羽如何处理双方关系,同盟破裂是早晚的事情。
孙刘同盟的内在的风险和利益分配,合理搭配的条件下应该是这样子:荆州地域处北方军力南下的要道,驻守此地意味着长期面临曹操兵锋的威胁,不要说实际作战,就算是保持着一个有效的防御态势,都将是一笔非常大的人力物力消耗,付出这个“高成本”的一方,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收益”来平衡——而唯一的合理“收益”,只能是把荆州的赋税——襄樊至常德的狭长地带无条件地划归刘备。
支持战争的潜力如何,可以把最主要的支持因素提炼出来进行对比。美国学者克莱因提出“国力方程”,他把一个国家的国力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由三项构成,其中基本实体包括领土和人口,经济能力主要包括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军事能力包括技术和投放能力;第二部分为战略意图和国家意志两项。第二部分中的两项最高分为1分,最低分为0分。可以看出,第一部分基本上与经济和技术相关的,可以称之为“有形实力”,第二部分是力量运用的主观方面,可以称之为无形实力,那么竞争性的国力就等于有形实力和无形实力之乘积。
国力=(基本实体 + 经济能力 + 军事能力) ×(战略意图 + 国家意志)
虽然今天的国家竞争与古代有别,但是,克莱因对最基础的战争潜力个支持要素方面的看法,还是具有参考价值的。我们知道商鞅变法的主要政策,就是奖励“农战”——业农和战功,秦朝搞了“二十等爵”并把这个与个人获得财产和入官机会相联系,这显然是为了把“虚衔”与“实利获得”的机会进行绑定,在政府不付出巨大实利的基础上去激励人们的努力意愿,目的显然是为了提升国家竞争力量,以及向民众输入强烈的为国立功意识。
从长江流域土地开发和人口增长的历史看,南北朝时期桓温当荆州刺史时期,荆州地域的江汉平原开始得到初步的开发,宋金对恃时期大量人口南迁对这一地带开发的加速作用很大,明代长江北岸大堤合拢,意味着江汉平原的开发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清代康乾之世,长江大堤南岸也得以合拢,这是洞庭湖平原得到开发的决定性标志。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新开发的高生产性耕地,使得传统农业时期获得了一个剩余产品率的反常高值区。宋代对杭嘉绍平原的短期快速开发,也一样获得了剩余产品高值区的美名“苏湖熟、天下足”。
因此,在三国时期,长江流域各地的状况,都存在着开发不足与人口稀疏的现实,直到唐代杜甫的眼里江南还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江南瘴疠地”,这对比开发程度相对高企的北方区域而言,单位地域面积提供的支持战争的潜力要小很多,也就是说依据克莱因国力方程其有形实力项目的总和不高。历史上通常是北方统一南方,而不是相反,这是与基础性的战争潜力有关的,民国年间史学家吕思勉直言,宋代岳飞抗金之失败是因为确实打不赢,其依据还是很充足的——南宋的半壁江山其战争潜力很有限。
当时开发程度很低的益州南部区域
直到元末明初,朱元璋才以南方为基地打垮蒙元政权,这个要算是历史的第一次逆袭,后来还包括民国的北伐胜利,都是南方开发程度上升,支持战争潜力大为提高之后的状况。
从管辖地域的人口与农业开发程度出发,可以较为准确地评判荆州地域的战争支持潜力。后来关羽失败,其实早就有必然性,有一个孙权这样的“猪队友”——想要垄断全部收益却不明了实际风险。孙权这么干,对自己一方是很有利的,假如关羽大军驻扎在荆州附近,共同分担曹操的压力,同时却远从益州运送给养,显然,刘备一方会因此大为削弱,曹操一方的大部分压力也有关羽大军承担,关羽大军的眼皮底下荆州大部分地域的赋税还能够收入府库。
在孙权的设计里面,关羽大军就是一种纯粹的“自干五”角色。不过,最精明的人其实就是最愚蠢的人,孙权要想占尽一切便宜的行为,最终从根本上破坏了“(孙刘)两弱联手抗一强(曹)”的战略态势,在加速了自身灭亡的同时,还帮助北方预备了更早统一的最优战略态势。
荆州这个地域作为进攻的出发点,还算是可取的,在防御态势下因为缺乏回旋纵深和据险自守的地形条件,很容易为敌方所乘。
这个地理条件上的严重缺陷,在历史上不止一次暴露出来,在关羽“大意失荆州”之前,历史上荆州低于曾经两次被敌方攻破,第一次是公元前506年被伍子胥率吴国军队攻破,第二次是公元前279前被秦国名将白起拿下,第三次才是公元221年吕蒙“白衣渡江”和关羽的失败。关键原因就在于襄樊—荆州—常德一线缺乏纵深,南方当时是尚未开发的蛮荒山区,西边有大山与四川隔阻,东方是壅塞不通的沼泽和山岳地带,北方就是曹魏的重兵防线。而长江水道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很难有效封锁,通常情况下是很便于进攻方从上游或者下游经水道来攻,骤临强敌的荆州是很难从外部取得支援的,而且地形上也基本无险可守,很容易为敌方的优势兵力所乘。
后来刘备兴兵报仇,从川中东下竟然费时7个月,所耗费的时间之长,足以说明到荆州相对于蜀汉重心地带的“孤立”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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