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土耳其历史大会，是当时，乃至前后一个时期内极重大的事件，包括凯末尔本人在内的多名高官均出席会议并对会议的主基调表示支持。最终，在之前所有这些铺垫和准备之后，1933年10月，伽里普发表了《土耳其历史革命和外国史观》一文，正式提出了“土耳其史观”的说法，并总结了其9条核心内容：

本文开头处引用的那则新闻里，被采访者充满愤慨的提到的“不应该回避的历史”、“土耳其国家的历史”、“从没有象今天这样被大幅度篡改的历史”，就是在上面这九条原则的指导下，编写出来，放进课本的。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凯末尔的时代，已经离我们很久了，回望当年，凯末尔的手段虽然极端，却不是完全不能理解：毕竟，那是一个急需重建民族自信的年代，是一个急需与旧时代割离，拥抱新时代的年代，饮鸩止渴，壮士解腕，有时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事实上，凯末尔的一生，一直是现实主义者的一生，在利用泛突厥主义来重新激励与凝聚国民的同时，他也一直高度警惕着这剂猛药的毒性。

在生前，他不止一次的严厉批评和警告过那种将“曾经之国土”视为“应有之国土”的观点，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更是重手打击泛突厥主义者，解散了包括“突厥之家”在内的一大批长期追随于他的组织。早在1921年，他就说过：

历史之于凯末尔，正如林仙儿之于上官金虹：可以重视，却不必认真。无论她能够用来诱惑多少追随者，作为主人却不必也决不能以为她有多么神圣，而不可轻侮。终凯末尔的一生，他始终很好的把控着局面：挑逗和运用民族主义，以之来抵消宗教的影响，却又不让这头饿虎失去控制。

然而，伟大先人能够作到的，不等于所有后人都能作到，一百年后的今天，凯末尔对历史的轻蔑，被后人完整继承，更进一步创作出了无数如姆帝国般庞大恢弘的设定，和生长出无数对远方的野心。可他对宗教的警惕的这种传承却遭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当年高举世俗主义大旗的土耳其共和国，不能排除越来越重新成为一个宗教国家的危险。他么会收缩回到自己坚硬而古旧的外壳当中吗？

归根结底，也许，凯末尔从一开始就给现实中的土耳其埋下了一颗雷。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原不必非要依靠自己有过多少光辉灿烂的过去。一齐建设出美好未来的共同信念，难道不是强过所有对于过去的美丽想象么？

（本文写作过程中，大量参考并引用了昝涛先生《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一书内容，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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