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想把中国带入‘冷战’中，因为这是他唯一成功的经验。”正如观察者网专栏作者、上海外国语大学黄靖教授指出，在美国，试图复苏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用于对抗中国、俄罗斯等大国竞争对手这种主张，其鼓吹者大有人在。

本文作者、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系荣休教授约翰·穆勒在美国“外交事务”网站撰文，结合对冷战时期遏制战略的分析，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主张，遏制战略并未有效遏制苏联，也不会对中国奏效。不过，穆勒的论述包括大量对中国体制、中国道路与外交政策的误解和偏见。观察者网节选翻译全文，不代表认同作者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文/约翰·穆勒，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在有关美国如何应对一个日益自信的中国的大辩论中，许多评论家都主张一种现成的解决方案：遏制战略。在这个冷战时代的政策指导下，无论苏联（以及中国）的政治与军事力量出现在哪个地方，华盛顿都会进行还击，试图阻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播。基于这一美国人公认的智慧，遏制战略帮助美国赢得了冷战，使美国能在不与苏联直接开战的前提下制衡苏联的力量。

许多人认为，既然已经有这样的成绩，美国应该重新搬出遏制战略的剧本，运用到今天的大国竞争对手上。例如，历史学家哈尔·布兰德斯（Hal Brands）宣称，这一“优雅”且“制胜”的战略将被证明能有效应对北京。他写道：“为了成功对抗一个崛起的中国，美国必须重新学习遏制战略的经验。”在“外交事务”网站，政治学家麦克·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同样认为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是一次“成功”，并认为应该通过“修订与更新”，“再度对俄罗斯、中国与伊朗执行遏制战略。”

这种呼吁无疑显得过度自信，很可能也受到了误导。遏制战略在冷战时期并没有特别成功，今天也不太可能对中国奏效。现实中，是苏联自身的错误与弱点而不是任何其他因素导致了苏联垮台。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最主要问题不在于做的太少，而是做得过多。正如上一个时代的情况那样，今天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寻找能够平衡崛起强国的方法，而是要研究如何让那个国家自己犯错误。

被高估的战略

1947年，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主任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以“X”的笔名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成为遏制战略的经典理论论述。虽然对苏联的军事实力感到担忧，但凯南认为这种实力之所以具有威胁性，是在于它同一种本质上是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匹配。然而，凯南的结论是，苏联的强大力量“极有可能”已经孕育了“自我衰败的种子，而这些种子早已开始发芽”。

美国“遏制战略”的提出者乔治·凯南（1904-2005）

其中的因素包括苏联民众因战争所忍受的疲惫与幻灭，“不稳定”的经济发展，很难维持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以及斯大林死后即将面临的权力转移中隐现的不确定性（凯南预测这可能会“动摇苏联实力的根基”）。因此，凯南认为，美国政策的“主要元素”应该是“长期、耐心但坚定且警惕地遏制苏俄的扩张主义倾向”。他希望，从长远来看，苏联在推动意识形态扩张的道路上会逐渐受挫，进而减少对西方的敌意，变得更加包容。

这需要多长时间？谁都无法预测，当然，凯南在文章中认为整个过程可能需要10到15年，并强烈暗示，随着克里姆林宫出现权力交接，形势可能会发生变化：当时斯大林已经接近70岁。事实证明，苏联政权在斯大林去世（1953年）后依然很好地延续，并在未来数十年间继续维持对国内与中欧国家的控制。

但更大的问题在于，不应假设在任何地方抵抗苏联力量的做法都是可行且有效的。自“X”的文章发表数十年后，遏制战略除了导致古巴猪湾入侵与越南战争这样的美国失败之外，几乎未能阻止任何国家拥抱共产主义。在某些情况下，遏制战略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比如中央情报局在1953年、1954年策划的政变分别推翻了伊朗与危地马拉的左翼政府。但很难确定这种被视作成功的案例是否真的能阻止偏左翼的国家投入共产主义阵营的怀抱。

事实上，美国过去在海外秘密执行政权更迭的纪录十分糟糕。正如政治学家林赛·奥罗克（Lindsey O'Rourke）所发现，绝大多数这样的努力都失败了，很少有基于原定计划的成功政变，就算那些成功的政变也大多是昙花一现。

1950年，美国及其盟友击退了朝鲜对韩国的进攻，这场战争耗资巨大，最终以僵局收场。在那个年代，美国人几乎普遍相信共产主义国家的军事行动是苏联统治全世界宏大计划的一部分，而非现实中个别国家的机会主义冒险。随着西方国家看似在朝鲜半岛取得成功，遏制战略的军事色彩更加浓厚，这让凯南深感沮丧。遏制战略的核心变成了军事威慑，导致美国决定砸钱向欧洲部署大量武器。

但是，正如凯南已经得出的结论，苏联并不需要威慑：苏联人试图援助和鼓励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运动，但他们从来没有兴趣再次发动一场如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历史学家沃伊捷赫·马斯特尼（Vojtcch Mastny）在查阅了苏联档案后指出，莫斯科所有的国防规划都是防御性的，西方国家在欧洲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与威慑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爆发毫无关系，因为敌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发动这样的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冷战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的三次最大挫折，几乎都与遏制政策没有多少关系；每一次挫折都是国际共产主义阵营自我导致的。1948年，斯大林试图更进一步地控制由忠诚但独立的共产党所领导的南斯拉夫，这种尝试以失败告终，并导致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分裂；1965年，印尼军方暴力镇压了与中国有联系、试图扩大影响力的共产主义者，这令印尼无法倒向苏东阵营；考虑到印尼被视作“多米诺骨牌”理论中的重要部分，这一事态的发展削弱了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首要理由。20世纪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为中国与苏联之间的路线之争而陷入分裂。这些挫折都不是美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