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风险的回报

然而，降低人员伤亡风险与优化战场效能这两个目标从未被完全协调一致。

自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美国的无人机战略始终伴随着规避风险与追求快速、决定性技术胜利之间的矛盾。海湾战争期间，美国试图通过一种混合策略来实现风险最小化与效能最大化：空军以精确制导炸弹和远程导弹支持下的“震慑攻势”（shock-and-awe）拉开战争序幕，地面部队随后发起决定性的机动攻势，重创了伊拉克军队。这场战争的胜利似乎昭示了一种新的美国式战争形态诞生：快速、决定性且低伤亡。

苏联解体后，国会与克林顿政府大幅削减了国防预算。美军各军种为了保存各自青睐的现有装备项目而展开竞争，导致资金大多流向了航空母舰、战斗机、坦克等大型有人作战平台，而非无人机平台或小型弹药研发。美国国防工业体系经历了整合，剩下来的企业面临预算缩减的现实，也缺乏在国防部既定需求之外投入研发的动力。

尽管面临这些制约，克林顿政府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仍设法打造了包括隐形战机、远程巡航导弹及GPS制导炸弹在内的武器库。这构成了一段低风险、高科技含量军事干预的“空袭时代”。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虽未将无人机列为各军种的优先发展事项，但仍看到了巨大潜力。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约翰·多伊奇（John Deutch）上任初期便设立了联合机构——国防空中侦察办公室（DARO），以推动军方采用无人机技术。该办公室于1994年得出结论：在各军种应对缩编带来的诸多挑战之际，无人机是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尽管在军中并未出现明确的支持者，但由一家名为通用原子能公司（General Atomics）研发的“捕食者”（Predator）无人机家族中的首批型号，于1995年夏天飞越了前南斯拉夫上空。

就在同年夏天，F-16战机飞行员斯科特·奥格雷迪（Scott O'Grady）在波斯尼亚塞族控制区上空被击落。这是一次令美国军方难堪的事件，并促使时任空军参谋长罗纳德·福格曼（Ronald Fogleman）下决心更广泛地部署“捕食者”无人机；他于1995年7月组建了美国空军首支无人机部队。国会支持福格曼的努力。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沃纳（John Warner）阐释道：“在我看来，美国绝不会再允许其武装部队卷入那种造成我们历史上所见伤亡水平的冲突中。”他总结道，这意味着向无人技术的转型是前进的必然方向。

美国通用原子能公司1989年首飞的Gnat侦查无人机，是其日后“捕食者”无人机系列的前身

单一目标

“9·11”事件后，“捕食者”与“死神”无人机成为美国军事战略的最具代表性象征。二十年间，美国斥资数百亿美元购置了超过500架“捕食者”与“死神”无人机，并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巴基斯坦、叙利亚、也门等众多国家发动了数千次空袭。那些坐镇作战中心的指挥官们得以全天候实时追踪目标。

然而，无人机的使用始终伴随着争议。

这些系统既不廉价，机动性与抗毁伤性也十分有限。地面部队也谈不上满意：无人机容易遭受恶劣天气干扰，数据传输存在延迟，且几乎完全由空军一手操控；他们还抱怨，无人机中队里的空军飞行员们执行对地支援任务的训练程度不足。许多人更质疑无人机的广泛使用会彻底取代有人战机、淘汰掉飞行员。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美国表面上在打一场争取民心与支持的治安战，但这个目标似乎与在安全距离外发动非人化轰炸的做法自相矛盾。

在全球“反恐战争”期间，只有美国空军真正深度介入无人机使用。尽管无人机可能威胁飞行员在该军种的传统角色，但空军对主导空中任务的渴望促使其引领了无人机技术的运用。“捕食者”与“死神”并非配属给地面作战部队，而是由空军参照战斗机中队编制组建的部队操作。操纵员通常是前战斗机飞行员，并沿用为有人驾驶飞机设计的任务分配流程。无外乎，美军对无人机的运用方式几乎完全复制了战略轰炸与侦察等空军的核心任务。美国陆军接受了空军对无人机的垄断地位，仅在小型系统上做了有限的投入；而美国海军——其身份认同仍系于航母等大型作战平台——对这场无人机革命几乎毫无兴趣。

归根结底，美国过度局限于依靠先进技术降低部队的伤亡率，这样的目标驱使其采购并部署了一种特定类型的无人机：远程操控、可长时间滞空监视目标、能在危险空域部署。这种采购重点源于数十年来的决策积淀——关于越战后美国期望如何作战，关于从海湾战争中获得的教训，以及关于美国单边主义盛行时期的国防投资路线。二十年的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更是固化了这些选择。

乌克兰战争的现实已经挑战了这一战斗力生成模式的价值。为此，美国正匆忙投资更广泛的无人机谱系，向新兴军工公司授予合同，并通过兵棋推演探索新的无人机任务角色。国防部长赫格塞思近期已指示美军采购民用无人机并进行试验。但这些决策均属仓促制定，是对别国战场上无人机运用的应激反应，而非源于对无人机在未来美国面临战争中应扮演角色的战略规划。

今年6月1日，由乌克兰安全局策划的“蛛网行动”对俄罗斯腹地的战略轰炸机基地发动无人机突袭。 视频截图

回归基本

若美国希望打赢消耗战——类似乌克兰当前借助无人机大显身手的战争形态——它需要把更多低成本无人机配属到地面作战部队，并能快速适应对手的反制措施。但美国无法简单复制乌克兰（或以色列）的无人机运用策略。在匆忙下单采购之前，美国的国防战略人士需要阐明一套新的制胜理论，重新评估支撑过去五十年来军事技术采购的观念与假设。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核心建军理念在于：美国公众更愿意在军事上付出金钱，而不是付出性命。随着美国预算赤字膨胀、选民越来越责怪放任通胀与政府资金浪费的总统，美国领导人很难再简单地假设，他们可以靠砸钱购买昂贵的军事技术来规避政治风险。与此同时，1980至1990年代流行的理念——无人化技术将催生在更远距离交火、更迅速取胜的战争——正在受到质疑。无人机在欧洲与中东战场的运用反而体现出更近距离的冲突：地雷战、堑壕战、针对平民的攻击。这些从来都不是自越战结束以来美国军事战略的核心考虑。

特朗普政府必须审慎考量：在全面检视美国军事战略的背景下，美国军方是否应采纳服务于此类战争形态的无人机技术。唯其如此，方能将美国国防预算（及对无人机的投资）锚定于清晰的战略优先目标上。过去，国防部长们曾通过将项目移出单一军种管辖权限并直接接管、解职某军种参谋长、游说国会为特定项目拨款等方式，成功化解各军种间的预算之争。

国会不仅需要加快军备采购流程、提升效率，还需要推动更多自下而上的创新，允许前线指挥官与小型单位自主采购与管理无人机项目。这需要堪比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该法案对美国国防部进行了全面改革）的重大立法变革。为重塑美国国防战略，或许还需要来自军种内部的坚韧领导力，包括任命任期长于当前惯例的指挥官。

美国军方沉溺于战役、战术层面的成功，却未能保持在21世纪冲突中取胜所需的战略优势。如果不能重新评估作战方式，纵使有再多新型无人机，也无力避免美国卷入其不愿打的战争中。

（原文发布在美国“外交事务”评论网站，原标题：“如何输掉无人机时代的战争”。译文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观察者网观点。）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