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共和党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操作展示了选区划分在胶着州可能产生的效果。2010年，共和党首先控制了州议会。很快，他们就任命了共和党人、选区划分的行家托马斯·霍夫勒（Thomas Hofeller）为他们绘制选区划分图。直至2018年去世之前，霍夫勒都只是一个不知名人物。他喜欢把选区划分称为“美利坚合众国唯一合法的偷票方式”。他曾对一名州立法会议员表示，“选区划分就像是反向选举。这真的很棒。通常是政治家被选民所选择。但在选区划分中，选民被政治家所选择。”

2018年，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赢得了“反向选举”，即便失去了州多数选民票，但仍获得了州议会控制权。在争夺国会众议院席位时，共和党只赢得州选民票的半数，却获得了77%的席位。一个全球选举监督机构将北卡罗来纳州的“选举诚信度”与古巴、印度尼西亚、塞拉利昂并列。

托马斯·霍夫勒（图源/视频截图）

霍夫勒并不仅担任了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的顾问。他也供职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十多年来共收取了超过240万美元的酬劳。同时，他还是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的顾问。2018年3月，罗斯，这位特朗普豪华内阁阵容中第二富有的成员，宣布他意图在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中增加一个新问题（这一问题从未出现在美国任何人口普查中）：“这个人是否是美利坚合众国公民？”他给出的理由是，这样能使1965年《选举权法》（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执行得更好。

然而，人口普查官员反对增加这一问题。他们认为，移民聚集的社区害怕被压迫甚至被遣送回国，因而不敢参加普查，这样会导致不完全的统计。局内专家估计，这会影响超过800万美国居民。

罗斯这样做其实与选举权没有多大关联，要说有，他也只是想削弱选举权，而不是使其得到更好的实施。临死前，霍夫勒敦促罗斯在人口普查中增加这一关于公民身份的问题，目的是为了让各州在重新划分选区时有更好的数据作为依托。

霍夫勒的这一请求产生于2015年他为得克萨斯进行州议员选区划分所做的秘密报告。当时研究的是得克萨斯州的选区划分是否能基于符合投票年龄的公民的数量，而不是所有居民，甚至不是所有公民的数量。

他最后得出的答案是“不能”，但这不是因为这一操作违法，而是因为“功能上无法实施”。这样的数据根本就不存在。如果在人口普查中加入这个公民身份问题，如霍夫勒所说的，共和党就能 “彻底脱离‘一人一票’联邦规则的束缚”。根据他的估计，其结果将“对共和党和非拉丁裔白人有利”。

是谁购买了这份2015年的报告？是对冲基金经理保罗·辛格（Paul Singer），他将其视为雇佣保守派律师进军这场选区划分大战的先锋。这件事也是霍夫勒死后才浮出水面，因为辛格是通过保守派喉舌《华盛顿自由灯塔报》（The Washington Free Beacon）进行的操作。这一保守派网站的洗钱行为就是为了避免辛格的操作曝光于众。

而其余的右翼媒体则不遗余力地抨击少数族裔选票造假，共和党也是借此使投票限制合理化——这更是万众瞩目之下对民主制度的直接打击。

2019年，最高法院参与了对罗斯这一提案的讨论，包括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以及其他四位倾向自由主义的大法官的多数意见断言这是“一个谎言”（“编造”是最精准的措辞）。大多数观察者都从这次否决中得到了安慰。最高法院起到了其弱势群体保护者的重要作用，确保2020年人口普查中不会出现关于公民身份的问题。

这一作用就是美国人珍视的反多数主义保护机制。大法官的任命不经民众选举，且为终身任职，不应该参与日常法律制定。但当经由民众选举的大多数试图剥夺个人权利、胁迫弱势群体时，法院就应该介入，进行制衡。

然而，保守派现在已经控制了法院，其至关重要的反多数主义保护机制已经被颠覆，尤其是在决定在这片土地上最终施行的法律的最高法院。今天，相比起保护站在规则不利端的弱势少数群体，最高法院更倾向于为强势少数群体发声，这些人想要改变规则，将少数派的控制权永远内化在宪法之中。

大法官罗伯茨曾将他的保守的司法哲学比作当赛事裁判，在他的任职听证会上，他说，“我会记住，我的任务是判断‘好球’还是‘坏球’，而不是去‘投球’和‘击球’。”但在他的法庭上，似乎所有的“坏球”都来自于财阀利益诉求和共和党右翼代理人，而所有的“好球”都来自于另一群人，他们有可信的主张，称自己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公民。

第17任美国首席大法官 小约翰·格洛弗·罗伯茨（图源/维基百科）

法院通过各种裁决削弱了工会的力量，剥夺了它们为工人伸张权利的话语权，而工人只能依靠集体谈判获得与汗水相称的回报；削弱了消费者和工人的力量，允许企业和雇主在未来就任何法律纠纷提请亲商业势力的独立仲裁机构，无论是涉及手机资费套餐还是工资克扣；削弱了普通公民的力量，允许政府官员操纵选举，利用手握资源的团体影响竞选活动和政策制定，罔顾民众意愿。

当然，这里所说的“政府官员”和“手握资源的团体”分别指的是共和党人和保守派财阀。共和党在最高法院任命的法官是过去25年来最保守、最拥护商业的（相反，从历史角度看，法院的自由主义者却并没有显著的左倾表现）。

有温和派倾向的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卸任后，他们能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操作，巩固共和党势力，对能动政府发起挑战。而在天平的另一端，则是获得广泛支持的政策，只是这些政策没有获得保守派财阀和尖锐的共和党盟友的支持。

安东尼·肯尼迪（图源/维基百科）

例如，2019年的选区划分一案以5比4的投票结果结案，由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写下判决书。这本质上等于宣布：只要法院掌控权在保守派手上，就绝不介入此事，无论选区划分的行为多么不公正。

罗伯茨并未婉转地表示选区划分对公平性的冒犯：“党派在划分选区上存在严重分歧，产生了似乎不公正的结果，这很正常。但事实是，选区划分‘与民主原则不兼容’并不意味着联邦法院能给出解决方案。”那么该去哪里寻找解决方案？罗伯茨建议民主的支持者可以去州政府层面寻求帮助，但这些原则在州层面早已经被掏空了。

最重要的是，罗伯茨忽略了一个事实：他和他的保守派同僚其实已经无形中加入了对党派选区划分的宣传当中。联邦要求曾有剥夺选举权历史的州进行选区划分时需要获得联邦司法部的“预批准”（除阿拉斯加以外，所有这些州都在南方），而在2013年的“谢尔比郡诉霍尔德”（Shelby County v.Holder）一案中，保守派法官以5比4的票数通过判决，使该要求失效。在罗伯茨写下的多数意见书中，他还斥责国会没能充分意识到“因为《选举权法》的存在，我们国家前进了一大步”。

第二天，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人就展示了他们这一大步到底是迈向何方。他们宣布计划通过一个综合性选举预算方案，并请求获得各族裔使用选举条款的相关政府数据。他们基于这些数据进行了一系列的限制性调整，而且所有调整都削弱了黑人选民的权利。一个联邦上诉法院这样总结道：“他们这样制定出的法律对非洲裔美国人的伤害如手术般精准。”

罗伯茨和他的保守派同僚选择了远离这场斗争。但选票操纵得以实现，他们在其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这种作用在竞选经费方面表现最为突出。到了今天，“联合公民”（Citizens United）案已经成为资本渗透美国政治的代名词，而这些资本越来越多来自最富有的捐赠者。但事实上，真正的问题深藏在狭隘的判决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