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民法典编纂工程

在“与国际接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下，近年来的主要立法趋势是以西化和移植为主，模仿西方现代法律，追求其中的逻辑化整合。最近几年（2014年4月以来），在党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指示下，更重新推动了“民法典编纂”的工程。首先，在已经制定多年的《民法通则》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尔后在之前颁布并已实施了一段时期的部门法律——婚姻法、继承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的基础上，来整合编纂一部比较完整的“民法典”。如今，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已经经过修改成为新的“民法典总则草案”，并已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6年2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大法工委”）将“草案”的“征求意见稿”印发地方人大和中央有关部门讨论。之后，由全国人大党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交《关于民法典编纂工作和民法总则（草案）几个主要问题的请示》，于6月14日得到中央的“原则上同意请示”。其后，经人大法工委按照指示修改后，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并于2017年3月提交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而后，将据此整合各部门法律，拟于2018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预计在2020年颁布完整的民法典。（《中国民法典拟于2020年编纂完成》，2016）

法学界参与民法典编纂工作主要围绕两个团队进行。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2000年便在梁慧星研究员领导下成立“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召集了多个院校法学界人士于2003年编著出版《中国民法典建议稿》，并于2013年出版《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丛书，共八卷九册，分别是：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总则编、物权编、债权总则编、合同编（上下册）、侵权责任编、亲属编、继承编。2014年，更由同所的孙宪忠研究员组织“民法总则立法课题组”，两次向全国人大提出编纂民法典的议案。

另一组法学界学术人士是2015年成立的、由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鸣起，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领导、召集的团队，编著了《中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意见稿》，并于2015年6月24日正式提交人大法工委。（《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会议召开》，201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提交稿）〉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16）

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

仔细阅读梁慧星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其总体设想是构建与西方现代法律相似的民法，并且有意识地继受西方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的民法典。在梁慧星看来，古代中国没有民法，只有刑法。因此，中国现当代的民事立法，只可能继受现代西方的民法，特别是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以及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其对制定民法的目的的理解是“为在中国最终实现人权、民主、法治国和现代化奠定法制基础”。梁慧星尤其突出确立“人权”和财产权，强调保证个人人格权利并“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侵占、哄抢、破坏”个人合法财产，且把这个目的置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中来理解，认为对中国来说，它相当于一个“人权宣言”。（梁慧星，2015a；亦见梁慧星，2015b，2014）

至于组织编著《中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意见稿》的王利明，则自始便明确说明，“如果说1804年《法国民法典》是19世纪风车水磨时代的民法典的代表，1900年《德国民法典》是20世纪工业社会的民法典的代表，我国的民法典则应当成为21世纪的民法典代表之作”。其与梁慧星把中国民法典编纂工程当作继受西方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传统的主导思想清晰易见。王利明更加强调法律应具备“逻辑自洽”和“科学合理”性。同时，指出民法典要对应新技术——诸如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所产生的新法律问题和需要，来制定关乎知识产权、人体器官、代孕技术等方面的法律。再则是环境危机和环境保护方面等具有21世纪“时代特征”的法律。最后，王利明提出了一个“四步”起草方案：第一步，先起草民法典的总则；第二步，起草人格权编；第三步，起草债法总则编（并以此概括、主导合同编与侵权责任编）；第四步，汇总、完善民法典整体。（王利明，2014；亦见其之后撰写的多篇短文，这里不一一列出）

梁慧星和王利明虽然都提到传统的“中华法系”，并似乎对其推崇备至，但是很明显，两人都认为这是个已经过时的体系，与今天的立法基本无关。（梁慧星，2015a；亦见王利明，2015）在全面引进西方法律和法学的今天，此点已经被许多法学家视作不言自明的共识。至于中国根据地时期和毛泽东时代的立法传统，就更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