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产业也发生了变化

不说长久的，就最近二十年以来，我们观察到了性产业的一些变化。比如匿名性受到挑战，我刚刚说，因为歧视，一般人是不希望家里人知道自己在干这一行的，你要跑得远远地去干。

可是2012年，我们在广州做调研的时候，我访谈完两个女的出来之后，当地人问我说，黄老师，你知道她们是什么关系吗？我说不知道，因为刚才分开访问的，也没有细问她们的关系，我理解的就是两个小姐合租做生意。人家说不是，她们俩是婆媳关系，婆婆带着媳妇在卖淫。

大概2014、2015年，我去云南，在一个朋友的带领下去了当地的红灯区。其实不是做研究，但是有职业病，到哪都得去看看红灯区。去了就发现有一个女孩子，她以前做小姐，现在做妈咪了，然后她妈妈也在，帮她管理账目。这样的事情还是蛮挑战我们以前的认知的。

除了这个之外，这个产业的性别多元化开始更加地显现，不是说以前不存在，但是至少这几年见光度越来越高。我今天讲的主要是小姐人群，但实际上这个产业里还有MB人群（money boy），就是男性性工作者，还有跨性别性工作者，像东北他们有时候自己就叫自己“妖”，我有朋友在做这样的研究。

还有嫖客的老年化，依然是说以前不一定没有，而是最近几年在社会的可见度上在增加，我也有朋友专门是做老年嫖客的研究。我自己在2010年的时候，当时在天津，也是在朋友的帮忙下，跟一些站街的小姐，其实是老姐了，跟老姐们聊，就真的有大爷是拄着拐杖来的，找小姐。

实际上有一个问题是，大家是怎么理解“嫖”的？其实“嫖”可能不一定是赤裸裸的那种性，有可能他要找的是一种安慰，或者是找人跟他聊聊天，肌肤的接触。

还有就是在小姐人群内部，也出现了蛮大的代际差异，70、80、90，现在00后都开始出现了。

我们当时访谈的70后，也就是我这个年代的小姐，她们就觉得现在的小姑娘太不一样了，她们当时辛辛苦苦赚钱、养家，或者把钱存下来以后做点小买卖，“你看看现在这些90后，没钱了去赚，赚完了就玩，也不知道做点理财之类的。”

当时2010、2011年左右，我们在云南的一个小夜总会里边，进去之后吓一跳，门厅那儿挂着一个警示牌，大概是经理写的：禁止跟客人抢歌唱，禁止跟客人抢酒喝。那就意味着有一些小姐是这样，姐自己要玩开心了，我不仅是赚钱。所以客人肯定是会投诉了，这到底是谁给谁服务？经理干脆就把那个警示牌，直接当成是员工守则一样地挂在那。

睁眼看现实的勇气

其实刚才讲的所有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下去看。边缘的议题，往往反映的是主流的问题。小姐身处边缘，但她们处在被讨论、被治理的中心。

尤其是在社会急剧变迁、社会问题层出的时代，小姐常常成为替罪羊和出气口，这样的议题也特别容易挑战人们的神经。Rubin也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性的议题上，经常是魔鬼学的成分大于性社会学的成分。换句话说，我们缺乏的是睁眼看现实的态度和勇气。

当然，现实是复杂的。社会学告诉我们，社会是分层的，生活逻辑是多样的。历史学告诉我们，我们的认知跟情感是在变化的，污名也是有历史的。

贺萧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她在《危险的愉悦》这本书里写到：

民国初年的妓女在民族抗争史上有着积极的论述与地位，但是随后在同情怜悯的语境中，娼妓被描绘为是可能蔓延性病，败坏风气，搅乱社会秩序的无知基层女性，进而被构建为是关乎国家健康与民族进步的社会问题。

那么，“小姐”到底是个什么问题？

（20世纪初）一位上海妇女向男人出售性服务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因娼门层次的高下和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所有的参与者都在无形之中影响了对娼妓问题的认识理解……于是，研究娼妓业及其变迁对理解上海社会多个阶层的思想和社会习惯具有启示作用。又因为娼妓问题的辩论往往在地区或全国性书刊上进行，故这一研究也能勾勒出20世纪中国社会有关（性）社会性别与现代性争论的概貌。

这里的20世纪初，我个人觉得换成21世纪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我们关于性、性别、阶层、经济、政治这样的议题呈现了更加多重性的特点，而这里的书刊可能变成了网络。小姐不会消失，争论依然会继续。

最后我想说的是，当我们试图用文明、道德的利刃，去指向他人的生活时，请不妨停下来想一想，我们是在用谁的道德标准，绑架的又是谁的生活？

在复杂的现实与社会的分层之中，请更为公允地去思考道德秩序。而在不同的生活境遇与生计可能性之下，也要正视不同人的活法，更为善意地去对待我们与她人的关系。

都不容易，我活，也要让别人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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