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行动的角度出发，反对性骚扰的正义性和迫切性毋庸置疑。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思考：我们所反对的，究竟是谁加以定义的“性骚扰”？这方面的“启蒙”是否有可能变质为“规训”？调查表明，中国人对于性骚扰的主体建构不仅不同于美国社会，也不同于主流话语。人们把那些不是利用职权的、男人所受到的、发生在相同性别之间的情况，统统纳入了性骚扰的范畴；基本上不考虑所谓“客观的判定标准”，而是依据自己的感受，依据自己对于对方动机的推定，给出自己的定义并推动着社会的变迁。

这就提出了终极问题：究竟是谁错了？是国民不觉悟，还是话语脱离生活？这又是因为什么？笔者认为，这很可能是来自于21世纪以来，中国的权力（power）、社会性别（gender）和性（sexuality）三者之间日益凸显的新的相互关系结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三者呈现为金字塔结构：权力笼罩性别，性别笼罩性；基本上是超稳定系统。因此，任何实际发生的性骚扰根本不会被视为性骚扰。21世纪前，这三者转化为重叠状态，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因此一切性骚扰的行动都会被视为同时来自这三者的弊端。时至今日，至少在中国，这三者已经开始出现“三原色分布”。也就是说，这三者虽有交集而且相互建构，却日益走向相对分离，各自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日益增加。

这表现为：权力在私领域中日益“隐身在场”；社会性别从“唯异性恋”走向多元取向；性则从“生物本能”扩展为弥散可变的“全性”。这就使得性骚扰这一概念也不得不细化和深化为：实际遭遇否？涉及权力否？仅在异性之间否？身体接触否？具有性的含意否？

中国目前的反对性骚扰的话语，远远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公权侵害、男尊女卑和“性即丑恶”三者重叠的滞后阶段中，因此才会造成目前的困境。

资料图（图/视觉中国）

笔者在2010年的问卷中还问道：在过去的12个月里，一共有几个人，曾经对您进行性骚扰（动手动脚）？回答结果是：在所有被性骚扰过的人里面，被两三个人骚扰过的在女人中是27.4%，在男人中是31.1%；被三个以上的人骚扰过的在女人中是3.6%，在男人中是2.9%。其提示我们：中国社会中可能存在着某些特殊的情境，容易出现两三个人都对同一个人进行性骚扰（不一定同时）的情况。

对于问卷调查来说，由于提不出元假设，因此目前尚无可行的方法来调查这样的新情况；但是这种现象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却不容低估，它足以引出这样一些研究假设：

是因为这些人自己很特殊，所以才更容易遭到甚至“招来”性骚扰吗？是由于他们很难避开那些喜欢发动性骚扰的人们，才屡次遭此噩运吗？是由于他们总是误解对方的意图，才屡屡认为自己被性骚扰了吗？是由于他们被话语介入得更深，因此把自己的“性的身体”建构得更加广阔和更加敏感，才更多地报告自己遭到性骚扰吗？是因为笔者在提问时所遵循的推理逻辑，不同于被调查者自己在生活中的行为逻辑，才造成他们的误答或者笔者的误读吗？

以此为契机，笔者期盼更加深入的讨论的出现。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3年7期第58-62页，原题为“21世纪中国的性骚扰的调查实证：话语介入与主体建构之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