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主要是仗势欺人？

至少在美国当今的主流文化中，性骚扰主要指的并不是公共场所里的“耍流氓”，而是那些在工作场合中利用职权的“占便宜”。这个定义主要来自女性主义的“性别权势关系”理论。那么，中国人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为了加以检验，笔者对那些报告说自己受到过言语骚扰的人追问道：在过去的12个月里，对您说过性方面的话，而且说得最厉害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对于受到过动作的性骚扰的人，笔者追问道：对您进行性骚扰（动手动脚）最厉害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2000年、2006年和2010年合并起来的平均比例（第一个数字是言语的，第二个是动作的）的分布情况如下：

最多的性骚扰发生在基本相互平等的三种人际关系之中——“同事、同学、熟人、邻居、业务关系”最多，占57.0%和36.3%；“对象、谈恋爱的朋友（包括原来的）”占6.7%和13.1%；“家庭成员、亲戚”占3.4%和2.5%；总计占到言语性骚扰的67.1%，占动作性骚扰的51.9%。

其次多的是发生在陌生或刚刚相识的人际关系之中——“陌生人，或者刚刚认识的人”占8.9%和20.1%；“网友、征友或征婚认识的人”占3.0%和1.2%；“其他类型的人”占13.4%和13.7%；总计占到言语性骚扰的25.3%，占到动作性骚扰的35.0%。性骚扰是对方利用职权的情况最少——“老板、上级、领导、老师、对我有恩的人”只占7.6%和13.1%。

资料图（图/视觉中国）

上述情况说明：且不管美国对于性骚扰的定义是否正确，它并不适合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中国人自己所认为的性骚扰，最多发生在平等关系中，其次发生在陌生关系中。相反，那些最容易仗势欺人进行性骚扰的人（老板、上级、领导、老师、对我有恩的人）所占的比例其实是最少的。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在工作场合中利用职权进行的性骚扰，真的有，可是也真的没有那么多。

那么，如何解释生活中仗势欺人的性骚扰很少这一现实呢？一些恨铁不成钢的好心人，或许将其归结为人们的愚昧和不觉悟，意识不到有权有势的人总会乘机下手，或者是下属们真的遇到了性骚扰却不敢回答问卷。但是从主体建构的视角来看，笔者却倾向于认为，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人，很可能确实没有认为上级的某些行为是性骚扰。

3.做了什么才算是性骚扰？

笔者一贯强调，社会调查所得到的，其实并不是“客观真实”，而是被调查者给调查者呈现出来的某种主体建构的结果。对于“做了什么才算是性骚扰”这个问题，中国那些被性骚扰的受害者自己是如何认定的呢？目前中国的文献尚未涉及。

在问卷调查中，被调查者在回答说自己曾经遭到性骚扰的时候，他们脑子里究竟出现了什么，这是研究者永远不可能知道的，但是其内容肯定是千差万别，甚至是千奇百怪的。因此，研究者就不应该把所获得的答案当作“客观的真实”，而应该视为被调查者在他们自己的定义之下，在调查当时的情境之中，所做出的互构式的呈现；最多也不过是研究者在自己的定义之下，对社会现象进行测量的结果。研究者更加应该去探索那些被调查者究竟是如何建构出自己的回答的。

为此，笔者在2010年的问卷中，在询问了性骚扰的所有问题之后，接着对那些遭到过性骚扰的人们问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呢？请回答当时最严重的情况，无论具体的手段是什么。回答情况见表2。

第一个发现：在中国成年人里，无论男女，无论在异性还是同性之间，人们对“性的身体”其实非常敏感。在认为遭到性骚扰的人里，有42％~49％的人把“故意接触我的身体”视为性骚扰。

如果女人这样说，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但是男人也是如此认为，就需要很好地进行解释了。其背后的学术意义在于：男人或者女人，在面对异性或者同性的时候，究竟是如何管理自己的身体以及身体的展现？人们认定的“身体”的具体标准究竟是什么？如果被别人接触了，自己是如何来判断对方是故意还是无意？又是如何决定做出何种反应？

笔者的假设是：无论男女，只要生活在当今中国的情境之中，或多或少都会被反对性骚扰的主流话语所介入。可是，人们又总会依据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而积淀出对于“什么是性骚扰”的主体建构。这两者之间的互构、参照系、行为逻辑、运行和调节机制，共同构成他们对于性骚扰的判断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