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黄道炫】

1935年，长征中的中央红军进入西南地区，国民党中央军也跟踪而至，此后，红军与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国民党军在西南地区周旋。国民党军欲一举置红军于死地，而红军则要在困境中奋力图存，双方之争战，一波三折。最终，红军在金沙江脱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扬长而去。

期间，四渡赤水可谓双方角力中最为关键的一环。长期来，关于这一段历史多从中共和毛泽东角度予以解读，对手方国民党军和蒋介石的动向则少有关注。其实，任何军事行动都是双方之间的互动和博弈，缺少了对手方，再精彩的剧目也只是场独角戏。本文将根据蒋介石日记及国民党方面相关资料，呈现红军四渡赤水时对手方的所思所为，以完整呈现这一段曾经如此惊心动魄的历史。

一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向，准备到四川与活动在川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此后，红军很长时间内一直在川黔地区活动，努力争取实现这一目标。红军四渡赤水的前三渡，实际都是这一思路下的产物。了解这一点，对解读四渡赤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时，经过连年混战，四川的形势是：刘湘在“二刘之战”中击败刘文辉，成为四川盟主，四川控制权定于一尊。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对其形成巨大威胁，为阻挡红军，刘湘组织“川南剿总”，集重兵于赤水、古蔺、叙永地区，沿江堵截，同时派出精锐部队大举入黔，计划与中央军、黔军配合，于“黔境乌江地带围歼”红军。

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提出红军目前的基本作战方针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近期任务是：消灭和驱逐阻我前进之黔敌与川敌，尽力迟滞和脱离尾追与侧击之敌。这一方针以武力打击南京中央军及川黔地方部队为目标，硬碰硬意图明显。正是以此为指导，红军于1月28日在土城与川军六个团激烈交锋，战斗持续一天，红军未能达到消灭对手的目的，次日凌晨下令撤出战场，全军渡过赤水河，是为一渡赤水。

红军一渡赤水河渡口土城

土城之战，后人回忆当年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的总结是：“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消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场败仗。主要教训有三：一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超出一倍多；二是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土城之战是红军与四川地方部队的第一次交手，毛泽东等红军指挥者从中体会到川军远远超出黔军的战斗力，原定的由四川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不得不重新检讨，实际上，红军此后一段时间在赤水的徘徊相当程度上就是在犹豫中抉择的产物。

红军渡赤水西进后，很快发现形势十分不利。川南泸州一带为川军集中防御地区，红军进入川南，连续遭遇川军截击，处境艰难，此正如蒋介石当时在日记中幸灾乐祸所写：“匪向西窜，受川军此次土城之打击，则其愈西愈死矣。”鉴于此，中革军委决定暂缓北渡长江，改在川滇黔边实行机动作战，二渡赤水，再返地方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先后在太平渡、二郎滩一带渡过赤水河，重新进入贵州。黔北此时只有王家烈的黔军驻守，战斗力不强，红军进入黔北后，势如破竹，连占桐梓、娄山关，再占遵义，并击退中央军吴奇伟增援遵义的部队。

红军二渡赤水河渡口太平渡

当红军在滇黔边境停留时，蒋介石一度对局势显得乐观。在日记中记有：“匪情迫其窜入川西蛮地，陷于绝境”；“朱匪被滇军堵围或已解决也”。蒋介石乘“追剿”红军之机，顺势进入西南地区后，已基本达到了他的初衷。接下来，他既要继续渗透并控制西南，逼迫地方部队为“追剿”前驱，同时为对红军形成更大压力，不得不逐渐加强中央军在“追剿”中的军事存在。2月10日，他电告“追剿”部队前方指挥官薛岳不可一味避战，指出：“军阀土匪如任其自杀，必有一伤，且必为军阀惨败无疑，结果徒增大匪势，恐中央亦无力收拾矣。故中央军此时万不可稍存观望，虽遭人疑忌，亦应努力为之。否则，亦坐以待匪之次第剪除耳。”蒋介石既有力量倾轧的私心，又要承担、体现中央的责任和高度，其间的拿捏、把握，颇费心机。

红军覷破国民党军薄弱环节，从川黔边境东返，令蒋介石颇为担心，日记中写下对红军动向的忧虑：“朱匪被滇军截击，向东回窜，颇可顾虑”“朱匪果东窜，川湘鄂边区吃紧”。红军返回黔北后的行动自如，尤令蒋介石难堪。2月24日，蒋介石电薛岳、周浑元，一改此前瞻前顾后的态度，严厉要求全部向红军猛追，不得再事延误。在蒋介石严词督促下，国民党中央军逐渐改变入黔后的长期迟滞不进，对红军保持更紧迫的追击姿态。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就近指挥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