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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天下】黄操:中国已走出条独特的工业化之路,未来呢?
——工业化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分析与政策建议(中)
关键字: 政治经济学工业化利润原始积累资本积累改革开放中国工业化产业升级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年),在出口方面,除了主要出口农副产品外,还逐步发展了轻纺产品等工业品的出口。进口方面则主要是从苏联与东欧国家引进的156项重点工矿业基本建设项目,奠定了中国初步工业化的部门经济基础。到195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31.03亿美元,比1950年增长了1.73倍。
大跃进期间,为了密切配合国民经济的调整,主要进口了国内供应不足的重要原料、大型精密设备和若干调剂市场供应的物资,包括粮食、食糖、化肥、农药等。在出口方面,则努力增加工矿产品的出口,到1965年工矿产品的出口比重已达到40%以上,而进出口总额达到42.45亿美元。
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由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转向日本、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到1965年,中国对西方国家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上升到50%以上。但我们知道,巴统对中国实行着严格的禁运,所以对外贸易工作处于困难的阶段。
70年代初,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改善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禁运放松,对外贸易重新获得发展。特别是1972年开展了“四三”引进方案,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大规模引进了化肥成套设备、合成纤维成套设备以及制氧、轧钢和发电设备等技术设备,并结合国产设备配套,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至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到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206.4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53.5%,其他出口品主要包括纺织品、自行车、缝纫机以及各种日用百货等轻工业品。
1979年,国务院批准在沿海地区开展加工贸易,对外贸易开启了新时代。中国抓住了70年代之后又一次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确立了以加工贸易为重点、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沿海发展战略,实现了外贸出口由初级产品、资源型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到1991年,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到77%。
进入90年代之后,加工贸易更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扩展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到1995年,机电产品超过纺织产品,成为出口最大类产品,实现了出口商品结构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2001年加入WTO后,“大出大进、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更是突飞猛进,还带动一般贸易的发展,贸易顺差暴增,电子信息产业则逐步升级为主力贸易产业。2001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过5千亿美元;到2007年,超2万亿美元;2014年,超4万亿美元。
改开后的工业化路径、模式和改开前全然不同。建国后,我国一直有强大的备战压力,政府通过计划经济把资源重点投入到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中。70年代和西方的关系缓和,为改开后的加工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改开后,我国逐步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利益为导向的,加工贸易成为经济的发动机后,工业化也围绕它展开。
首先,加工园区及配套设施的发展,极大地带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城镇化带动基础设施、建筑等相关的水泥、钢铁等产业快速增长。应该说,如果没有加工贸易的发展,我国是无法充分利用如此规模的劳动力,实现如此快速的城镇化的。
第二,加工贸易结合自身的工业基础发展出一批自有品牌的制造业,如家电业的海尔、机械业的三一、电信业的华为等。这些企业都是先立足广阔的国内市场,再自主研发,并向国外扩展,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第三,对于一些配合加工贸易和城镇化亟需发展的重要产业采取了“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最显著的便是汽车业。汽车业普遍采用合资的形式来扩大规模,主要的成绩是满足快速增大的国内市场的需要,缺点是并未换得核心技术。其实,“市场换技术”是违反工业竞争原则的,外资看中的是广阔市场带来的利润,转移核心技术不是在培养竞争对手吗?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换技术”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四,由于国际环境改善和向显性改善生活水平的产业的倾斜,改开后,政府向国防的投入大大减少(甚至还一度放开了军队经商),国防相关工业大受打击,艰难维系,一直到1999年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炸才有了转机。国防工业逐步开始重振,促进了自主研发的开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第五,改开后,我国仍自主实施着贸易保护政策,但加入WTO后,贸易保护的方式方法都得向国际规则靠拢,一些核心产业的开放也排上日程。为此,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对国企进行了“抓大放小”的重整。在核心产业建立起一批实力雄厚的大型国企,保障了工业化的进程操在自己手里。但在“放小”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小的问题,很多中小型国有企业被贱卖或破产,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特别是原重工业基地东北有很多颇具技术实力的企业破产,相当一部分或许是可以避免的。
如何评价改开前后30年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是个争论很大的问题。我们认为,评价一要有历史的观点,二要有辩证的观点。
历史的观点是,工业化路径离不开当时的历史大背景。建国后,我国工业底子薄,并有长期的国防压力,受西方禁运,所以采取偏重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路径,在大方向上是没有问题的。而在改开后,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西方大市场来快速推进工业化,大方向也是对的。缺点、问题都有,但都是相对的。而辩证的观点在于,如果后面的发展能够继承前期发展的优势和优点,改善劣势和缺点,则前期发展的成就将会放大,反之则前期发展的问题将被放大。
解放前,我国没有多少工业化底子,少数好的因素如东北的工业基础和一小批高端人才都在解放后被很好地继承了。东北成为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钱学森、邓稼先、李四光等学者在高科技领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新中国前30年,我国的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近8%,其中工业产品以11%的速度增长,到1978年工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例达到73%。比数据更重要的是,我国基本建成了独立完善的工业体系,原子弹、氢弹的爆炸、卫星上天和核潜艇下海,为工业化崛起所需的独立的政权(改革开放时的独立自主尤其重要)提供了强大的军事保障和自信心保障。
其实,自信心保障更为重要,自信心使有历史感的中国人不会被西方的繁荣吓到投降,不会把洋人的话当真理顶礼膜拜,才能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理性的思考。改开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城镇化与工业化不匹配。到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比只有17.9%,大大低于工业比重。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生产资料和原材料资源,无法把自己培育起来的大量农村高素质劳动力投入到城镇的工业化积累中。改开后,通过用加工贸易的出口创汇来进口生产资料和原材料资源,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加工贸易结合完善的工业体系释放出惊人的力量,到2012年GDP年均增长达9.8%。
改开30年最大的问题有两点。一是自主研发和创新不足。国防工业还一度出现停滞,直到前南炸馆事件才不得不调整。而在市场经济利益导向下,特别是2012年以前,加工及一般出口贸易和房地产的钱太好挣,企业自主研发创新显得相对风险很大,创新动力不足。十八大之后,低附加值的对外贸易、房地产都不能再成为经济的驱动力,我国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期,需要把积聚的大量资金全面投入到自主创新中。
二是形成了一批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有的甚至是勾结西方垄断资本)。这批利益集团不仅大搞腐败,败坏党和人民的关系,还鼓吹垄断行业和战略行业的私有化,妄图使中国放弃经济自主权,从而控制中国经济,令少数资本家和西方资本获得巨大利益,形成利益和阶级固化。十八大以来,反腐斗争鼓舞人心,令人大有期待。在经济路线上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毫不动摇。总之,如果我们能在十八大之后,尽量克服改开30年的缺点,那么改开30年的价值就能被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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