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关系何去何从

观察者网：您提到欧洲习惯于说得多、做得少，行动力相对较弱。但在对华政策和立场上，他们似乎更干脆，也更容易形成共识和合力。这个判断准确吗？

胡春春：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共识是存在的，但行动上能否形成共识，我很难给出确切答案。意识形态上的共识更多是惯性使然。过去这些年，欧洲人热衷于构建一种新叙事，比如“民主力量vs非民主力量”这类新冷战式的框架，这是他们习惯的思维方式。因此，在意识形态层面，他们相对容易对中国形成一致的看法。

借用亨廷顿的文明观来看，中国在他们眼中属于一种“不理解、也不愿理解”的异质文明。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他们不同，按照他们的逻辑本应失败，但却如此成功，这让他们难以理解，也不愿换位思考。这种对中国的陌生感长期存在。

不过，意识形态上的阵线与实际行动力是两回事，毕竟大家还要做生意、打交道。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感受到的所谓“中国威胁”，与欧洲人或德国人实际感知的安全压力，完全是两回事。中国如果真想到德国门口“称王称霸”，大概需要付出我们都难以想象的努力。所以，所谓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威胁，更多只是说说而已。明眼人都看得出，中国对欧洲、德国构成的直接安全威胁几乎为零。

2025年12月31日夜，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新年首列暨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班列在西安国际港站等待发车。 图源：新华社

观察者网：这让我想起您之前提到，慕安会的报告更多是精英视角，反映的是精英阶层的焦虑，与欧洲社会民众的认知有很大脱节。

胡春春：是这样的。

观察者网：这次报告还提到中国的稀土政策，他们颇有微词。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无论是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还是中国的稀土管制反制，欧洲都是被动承受者。您了解我们的稀土政策对他们经济有哪些实质影响吗？您如何看待报告中的相关批评？

胡春春：影响肯定是有的，比如他们的汽车工业需要稀土。除了稀土，还有荷兰安世半导体事件引发中国对汽车芯片生产供应的反制，他们都有不少意见。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报告在这方面的分析逻辑有些混乱。

他们每次谈到中国时，从不考虑因果关系，从不思考中国行为是主动出击还是被动反应，也从不考虑中国的行为是针对欧洲，还是出于自保导致效果外溢波及欧洲。好比中国的法律判决常常会分析责任比例，比如你承担80%、他承担20%；但按照欧盟的逻辑，中国永远承担100%的责任，这与我们的感受完全不符。

比如关键供应链问题——汽车芯片受中国政策影响。问题是荷兰先违法，用行政指令剥夺中国业主的产权，这本身就很荒谬。中国业主自保的行为引发了连锁反应，影响到欧洲，他们却指责“中国人不可信”。这种因果颠倒超出了普通人的常识。

稀土政策也一样。难道是中国喜欢控制稀土吗？首先是美国发动贸易战“卡中国脖子”，其次是欧美针对中国某些供应链环节进行“卡脖子”。中国用稀土政策反制让他们难受，那中国想生产芯片时，欧洲先卡阿斯麦的光刻机，这就不提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些指责完全是主观片面的。

观察者网：您提到欧洲陷入自己的错误逻辑且不会换位思考，那后续对欧贸易该如何进行？我们回击，他们可能会说“看，中国就是这样的”；不反击，他们又得寸进尺。到底该怎么办？

胡春春：我觉得矛盾永远存在，因为双方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而且利益的表现形态也在不断变化，比如技术领域或制成品领域，各国强弱此消彼长。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要谈，而不是抱着敌对心态。因为回到“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根本不可能，除了有条件地克服矛盾、寻求合作，没有第二条路。

其实，欧洲对中国的某些指责，放在前几年他们自己都不会说出口。比如现在欧洲制造“中国产能过剩”的说法，尤其指责中国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政府补贴。这完全是个幌子。中国汽车有补贴吗？有。产能过剩吗？这在经济学上是个极具争议的话题。德国生产的汽车80%用于出口，这算不算德国汽车产能过剩？所以这个话题根本没有公平讨论的基础，说白了就是一种政治话语。政治话语到一定程度，可能自己都撑不住了。你看德国或欧洲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口径又变了，不再指责“产能过剩”或“补贴”，只是说如果价格不严重冲击他们的汽车工业，也可以进口。

所以我认为，有条件地以克服矛盾、寻求共识为目标的合作，是唯一的途径。

我们中国人比较谦虚，爱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中国确实很难与其它国家完全对等地进行贸易往来，因为中国体量就在那里。以前两国贸易往来，你挣多了、我挣少了，大家说说就过去了。但现在中国的体量摆在这儿，对欧洲一些中小国家来说，不管实际冲击有多大，心理上的冲击都非常大。所以我们确实要谦虚地反思：是否应该寻找另一种贸易方式，避免让这些中小欧洲国家在心理上产生极度受威胁的不安全感。

在江苏省太仓港国际集装箱码头，一批新能源汽车即将通过专用框架运输方式出口。 图源：新华社

观察者网：您曾以汽车、通信产业为例，说明合作模式可以升级转型，这种“反哺”与“共同进化”的逻辑或许能缓解您刚才提到的问题。但首先得考虑，如何让这种逻辑在西方成为主流叙事。

胡春春：想克服他们政界的骄傲确实比较难，但在经济界、产业界，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话题。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前几个月去太仓的德企调研，那是一家世界知名的汽车零部件企业。我们看到很有意思的一幕：生产线上贴着一排排订单企业的名字，其中不少是中国知名的新能源汽车企业。也就是说，中国新能源汽车走向世界，里面很多高质量零部件都是德企提供的，比如车窗系统、制动系统、防抱死系统等等。这说明中德企业都能从合作中获利。

这个事实我亲眼所见，我想产业界、工业界根本不需要讨论“要不要思想转换”的问题。真正需要思想转换的是政界和社会舆论。

观察者网：那是否可以预判，未来几年德国政界对华政策的“钟摆”会在“务实利益”与“价值观焦虑”之间继续摇摆，但经济界的合作会继续深化？

胡春春：我觉得这个判断大致成立。但如果说“经济界”也不能太笼统，因为我不太清楚德国中小企业怎么看这个问题。它们和大企业不一样。大企业在中国几十年了，有经验，了解中国市场，也知道在很多领域中国有全世界罕见的“地狱级竞争”——按他们的话说。大企业，尤其是大众、巴斯夫这样的跨国企业，对此是有准备的。但德国的大量企业是中小企业，它们有没有准备、会不会有恐惧感？还不太好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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