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些人退出是因为想通了，还有一些是因为形势已经发生变化，过去的诉求已经没有意义了，还有一些人就是年龄太大来不了，或去世了。

结果就是，无理者也是有机会上访的，因为区分上访是有理还是无理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成本。对于无理上访，原则上是不可以满足其诉求的，这些无理上访如果变成了缠访，乡镇政府的办法就是拿出好态度，解决不了问题，至少可以用好的态度将事态维持在原状，不让矛盾激化，到最后上访者甚至与接访人都成了好朋友。以拖应变，以不变应万变。最终，在上访者与接访人之间、在上访诉求与信访制度之间形成了制衡。

信访界的“天平”

上访能解决可以解决的问题，上访不能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乡镇政府乃至上级政府也不能拒绝接访。不能因为是无理上访就拒绝接访，不能像法院那样不予立案。所有上访都要接待。

但接待并非就一定要解决，有些无理上访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可以听上访人的讲述，听他们的诉求，可以走程序，可以在不同层级政府和不同的部门之间来回往复。最终上访的解决不是因为问题被解决了（因为根本就解决不了），而是因为各种原因使问题被取消了，因为这些上访本身就是无解的。

上访无解并非是上访制度没有用处的证据，相反，这些无解的上访在持续不断地循环，只要不激化，就可以拖到自动退出或被动退出。若这些上访诉求本身是有理的，是可以解决的，各级政府面对这样的长期上访，也一定极为头痛，也就会想各种办法来尽可能解决，甚至有时候不惜违反原则地让步来解决上访者提出的无理要求。但是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让步不会激发上访者提出更加不合理的诉求，不会刺激更多无理上访的产生。

正是老上访户的缠访，给想走上访路的谋利者以极大教训，一个正常的人就不太可能指望通过缠访来获得自己不该得到的利益。

这样说来，上访制度不是无所不能，也不是一无所能，而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但若指望依靠上访制度来解决所有问题，期待就过高了。以为信访制度一无所能，从而要求取消信访制度，则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上了。

（本文节选自贺雪峰新著《最后一公里村庄》。）

《最后一公里村庄》 2017年7月第一版

出版：中信出版社

品牌：东方巴别塔（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作者简介：贺雪峰，1968年生，湖北荆门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以他为核心的学术团队被称为“华中乡土派”。主要著作有《治村》《新乡土中国》《村治的逻辑》《城市化的中国道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