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回想14年前的9·11，美国以此为契机发动反恐战争，出兵阿富汗与伊拉克，使得它在中东地区和整个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有观点认为这次巴黎暴恐，最大的赢家是美国。您是否赞同？

寒竹：首先，从国际政治格局看，巴黎11·13的恐怖袭击难以跟纽约的9·11恐怖袭击相比。如您所说，2001年的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以此为契机发动反恐战争，出兵阿富汗与伊拉克，使得它在中东地区和整个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在国际舞台上，法国不能跟美国相提并论。我讲巴黎11·13的恐怖袭击难以跟纽约的9·11恐怖袭击相比，并不是说巴黎恐袭造成的伤亡没有纽约的大，而是说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分量比美国轻太多。美国遭受9·11袭击之后一个多星期，小布什强硬地宣称：“所有国家都必须做出决定，到底是支持美国还是支持恐怖主义”，“要么站在我们的一边，要么站在恐怖分子的一边”。但今天的法国总统不太可能有底气讲这种武断的话。

同样，9·11之后，北约在美国的主导下援引北约宪章第五条,认为9·11袭击“应被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北约各国事实上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反恐军事行动。今天的法国能否有能力让北约再次援引宪章的第五条，把巴黎的恐怖袭击视为对所有北约成员国的攻击？这个问题有待观察。但是，即使这次北约援引了宪章第五条，法国也很难成为北约军事行动的主导者。也就是说，法国很难通过这次11·13的恐怖袭击强势介入中东地区武装冲突或改变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

美国是否是这次巴黎暴恐的最大赢家？我以为不太可能。持这种观点的理由大致是这样：巴黎暴恐之后，欧洲经济或再次陷入谷底，航空、旅游行业首当其冲，避险情绪上升，资产或遭抛售，英镑欧元下跌，欧洲经济短暂的复苏或因此夭折。

这种说法把这次巴黎暴恐对经济的影响看得过于大了。本来，欧洲经济就欲振乏力，谈不上有多大复苏，而这次巴黎暴恐，也不会把欧洲经济再次推入谷底。说美国成为这次巴黎暴恐的最大赢家就更没有依据了。每当世界上出现的冲突暴力影响到金融市场，美元都有可能成为避险的选择，但这只是投资人的短暂反应，市场很快就会恢复常态。美国经济未来成长的快慢主要还是取决于美国经济本身的基本面，而不可能长期充当避险选择而一直获利。

谈到输赢，这次巴黎暴恐其实只有输家，没有赢家。法国遭受如此之大的灾难，又不可能借反恐为由在中东扩大影响，只能是输家；在西方国家的武装攻击下，近来“伊斯兰国”占领的地盘本来就在收缩，最近又遭到俄罗斯的武装打击，现在法国再进一步加大武装打击的力度，这个残暴的恐怖组织力量会进一步缩小。此外，这一次巴黎恐怖袭击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同情者会更少，吸引力也会下降，长远地看，“伊斯兰国”也是输家。

9·11恐怖袭击后，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伊斯兰教不等于伊斯兰国

观察者网：巴黎遭受恐怖袭击后数小时，位于法国加莱的难民营突然燃起大火。有人认为这是对叙利亚难民的报复。当然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叙利亚难民都是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很多人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伊斯兰教和恐怖主义的关系？

寒竹：不可否认，在近几十年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组织中，有一些恐怖组织是打着正统伊斯兰教的旗号，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有着必然联系。把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是不符合事实的。

恐怖主义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既可能是一个国家内部社会问题的产物，也可能是国际环境的产物，通过暴力攻击非武装的平民来达到特定目标是一般恐怖主义的共同点，但恐怖主义有各种各样的外衣。二战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少数极端分子曾通过一系列暴力攻击平民以加速以色列建国。到了五六十年代，阿拉伯民族的一些极端分子为了反对以色列建国也发起恐怖主义攻击。此外，二战后还有西班牙的“埃塔组织”、“爱尔兰共和军”、意大利“红色旅”、“日本赤军”、德国的“赤军旅”、中国的“东突”等等。所以，恐怖主义与宗教没有必然联系、与种族没有必然联系。每个国家、每个种族，不同宗教的极端派别都有可能产生恐怖主义。所以，给某个民族或某种宗教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是危险而不负责任的。

观察者网：也有分析认为这是“文明的冲突”开始在欧洲上演。您怎么理解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

寒竹：把冷战后各国发生的恐怖攻击事件看成是“文明的冲突”是对社会冲突的误读。亨廷顿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学家，但他的“文明的冲突”太过片面，这种理论夸大了世界各种冲突中文明的意义而忽略了现实物质利益在冲突中的决定性意义。其实，无论是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争，还是不同民族或国家间的冲突，归根到底都反映了不同现实利益的理论冲突。存在决定意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因还是更有说服力。

如果仅仅从文明的角度看，欧洲的基督教文明跟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文明并不只是意味着冲突，在伊斯兰教产生后的一千四百年历史中，相互交流与合作的时间要多于冲突的时间。事实上，今天的现代西方文明在历史上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阿拉伯的伊斯兰文明。英国学者罗伯特·布雷福特说：“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阿拉伯人，现代的欧洲文明就根本不会出现；如果没有他们，欧洲就不会扮演那么一种超越所有先前进步阶段的角色，“如果不是受阿拉伯文明的影响，在十五世纪，真正的文艺复兴就不可能发生。”

自从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之后，入侵的日耳曼蛮族除了继承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基督教外，并没有直接承继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世俗文化，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十三世纪。而欧洲人对古希腊文化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