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财富

美联储前主席保罗·阿道夫·沃尔克（Paul Adolph Volcker）说过，1980年代后美国金融发生的最大、也是最不幸的变化，就是金融由当年的“产业服务模式”异化为“金融交易模式”。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强调21世纪有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即“财产性收入增长大大超过工资性收入增长”。他们说话角度不同，说的却差不多是同一回事：经济的“脱实向虚”。

即使在中国这个一直谨慎把控金融市场的国家，一个拐点也悄然到来：2014年金融所得税（其相当部分来自金融交易）赶上了制造业所得税，并在2015年激增13%，达8572亿元，而后者下降5.3%，至7425亿元。[2]

促成这一拐点的，是火爆的银行、券商、信托、第三方理财，是热遍各地的炒楼、炒地、炒股、炒汇、炒债、炒藏品、炒期货、炒黄金、炒比特币、炒企业（资本运作）⋯⋯有时连大学生和小镇大妈也卷入其中，生怕落后于邻居那谁谁谁。炒家们热衷于“钱生钱”，天天盯着屏幕上的符号攻防，憋住尿也不能漏过任何道听途说，一批批告别了实业生产。他们用追涨杀跌的“抢蛋糕”取代了日以继夜、久久为功的“做蛋糕”。

面对行情的山呼海啸，这些人的自我不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不再是大体稳定的，而是多变无常的。他们的财富不再是土地、工厂、金元宝这些物态，与锦衣玉食也关系不大，而是一些缥缈的可能性，一些来去如风的数字，一种最终套现前谁也说不准的价值预估——估值谁说就不是硬货？因此，在一部延绵不绝的心理化盈亏史中，他们亦贫亦富几成常态：在工资单上是长工级的，在炒盘上是财主级的；在这一周是长工级的，在下一周是财主级的；在最后割肉放血时是长工级的，在自我想象和自我期许中却永远是财主级的。他们到底算长工还是算财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是现代生活中企业、社团、居民、政府都不可缺少的能量调节系统和效率增放工具。但事情往前多走一步，天使就成了魔鬼。金融泡沫覆盖下来，不仅造成产业空心化，伏下全社会巨大的经济风险；而且逼得很多炒家扛不住，只能由投资转向投机，在金融赌局中陷入人格的“资本化”，或“半资本化”，或“1/4资本化”——哪怕他们的盘外身份不过是普通的工人、商人、教师、农民，而且其绝大多数，最终不过是金融战一地炮灰，是处境更糟的工人、商人、教师、农民。

一种“双阶级”人格开始形成。其中或显或隐的资本角色，与资本大寡头或多或少的共谋关系，最终很可能被我们自己和他人忘记。从这一点看，整个过程不过是用共谋关系最终实现敌我关系的奇诡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