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人最初的困惑是，在德国特里尔这个马克思生活了17年的故乡，“工人都开着小汽车，用着微波炉，过着舒适的小资生活。看不出是如何贫穷的”（保罗·萨缪尔森语）。 接下来，即便在新兴国家，一个工人也可能同时是房主、持股者、小业主（雇工七人以下的个体户），那么他们还算“无产阶级”？一个富豪倒可能并无股权，不过是受雇于人的教授、企业高管，或自己单干的艺人、发明家，那么他们还算“资产阶级”？⋯⋯如果贫富关系与劳资关系不再整齐对应，不再精准重合，一把牌洗下来，某些“劳”肥“资”瘦的怪事该如何识别？

马克思故乡特里尔（图/视觉中国）

“管理”算不算劳动，或是一种更高级的劳动？“资本”算不算劳动，或是一种沉淀和凝固了的劳动？“中产阶级”又是怎么回事？——这个人口占比越来越大的群体，这个收入、财富、依存结构正在多元化的群体，是打了折扣的资产阶级，还是变了模样的无产阶级？抑或他们本是社会新物种，正悄然膨胀于传统的阶级分析框架之外，造成一种“橄榄形社会结构”，使很多旧时的概念、逻辑、描述不够用？

一方面是贫富分化加剧，一方面却是阶级边界日渐模糊。一方面是不说不行，一方面却是开口也难。这对左翼构成了奇诡的挑战。

阶级政治曾是左翼的主业。左翼不讲“穷人”、“剥削”、“弱势群体”，简直是无照驾驶和喊错爹娘，自己乱了方寸。退一步说，即便搁置激进的阶级斗争论，换上温和的阶级博弈论，把零和关系甜化为双赢关系，但为了坚守经典的中下层立场，也得以阶级分析为前提，得从贫富这事说起吧。现在好，“阶级”本身暧昧了，成了一些失准、低效、过于含糊的说辞，事情就不大好办。东拉西扯、大而化之就可能成为左翼病。

有时他们把栏杆拍遍，一心兼济大众解放天下，但他们出门转上一圈，却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群众基础和动员对象在哪里，不知道潜在的同志们在哪里。他们用收入线这把尺子一个个比，专找最穷的、最累的、最黑的、最愁的面孔，结果可能把同志圈划得很小，多是些鲁蛇（Loser）而已，祥林嫂或阿Q那种，怎么看也难成气候。他们或是用所有制、雇佣关系的另一把尺子量下去，结果可能把同志圈划得太大，似乎谁都可以来插一腿，都可以来搅和一把。女权与豪宅混搭，心经与时尚串通，腰缠万贯、志得意满、气焰逼人者不乏其中——同这些牛人推杯换盏，同这些既得利益者讲团结、讲立场、讲情怀，讲社会主义，自己一开始也狐疑。

在这种情况下，从情怀到实践困难重重，路线、方案、可行性都有点头重脚轻虚多实少。热血左翼、书生左翼、豪华左翼、苦逼左翼、投机左翼、官僚左翼、一根筋左翼⋯⋯五光十色或可成为知识圈文化界一道风景线。格瓦拉男神出场的怀旧秀，吸粉无数，道德光环四射，彰显价值观优势，有时让权贵也客气三分。但就办实事而言，无论在富国还是穷国，“左派总是长不大”常成为人们私下一叹。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运动和运动都闹过了，他们常常还是选票上不去，点击率上不去，最要紧的几句一再被人们闪过去或没看懂——这些事当然无妨大雅，就当作体制的小余数好了。

说不过去的是，民意的最大热点依旧无解，左翼最不能忍的社会不公依旧刺眼，基尼系数所警示的贫富分化总体上一路拉升。对这一势头的失控，对这一势头的阻遏乏力或纠正迟缓，证明了左翼的失能。换句话说，冷战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横冲直撞、为害多方，不仅是华尔街的得手，左翼其实也以其身的僵化、困惑、软弱、激情自嗨提供了助攻，铺垫了重要条件。

一、新的财富形态

左翼最需要从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出发，从“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陈云语）出发，放开眼界，放下身段，因病立方，刮骨疗毒，一是一二是二，来看一看自己的方法论是否出了问题，比如看一看现实中的“阶级”已长成了啥模样，与此相关的“财富”又长成了啥模样。

也许至少有以下现象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