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后，康有为不断著文提醒听众，19世纪比利时拒荷兰而独立、挪威脱离瑞典而自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希腊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独立，都没有采用共和制。在1911年11月所作的《救亡论》中，康有为指出：“今万国之新化新政，莫不出于欧，即美亦欧化也。则欧人之俗，最宜详考之。”这就首先在修辞上确立欧洲政俗的正统地位。

而欧洲人的常见做法，却是“迎立君主于外国”，在维也纳会议之后，比利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挪威的独立都采用了这种做法。原因在于，从外面迎立的君主在国内没有党派根基，因此更容易安于超脱于党派斗争的“虚君”之位。

而只要有一位“虚君”在顶上坐镇，“可藉以止争总统之乱源焉”，人们所争的，只不过是宰相而已，这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很大的帮助。康有为的这个说法与英国宪法学家白芝浩高度接近，而白芝浩就是英国君主立宪制的辩护者。

有欧洲维也纳体系下的主流实践作为支撑，康有为希望能够继续保留溥仪作为虚君，而实权可以转移到国会与内阁。他将这一方案称为“虚君共和”，只是一种话语策略，目的是为了增加这一方案在革命派那里的接受度。对“迎立君主于外国”的强调，也暗含着对于革命派诉诸于满汉民族矛盾的回应：即便对于汉民族主义者来说，拥有一个满人虚君，也不是坏事。

然而，将君主立宪包装成“虚君共和”的策略，在革命派那里并不奏效。辛亥革命的动员力首先并不是来自君主制与共和制之争，而是来自于反满的汉民族主义，去掉满人君主是革命派坚定不移的主张。而对革命派来说，共和的首要标志，当然还是去除世袭君主。

康有为称共和国的要义在于国家是否公有，而不在有君无君，乃至于“国权出于国会者，谓之共和”，这在革命派看来也是奇谈怪论，尽管康有为的说法在欧洲更早的共和思想史上还是颇有依据的。但是，欧洲人自己在变，一个时代的主流，到下一个时代，就被淘汰掉了。

但是，康有为坚信革命派并不代表真正的历史潮流。海外游历十多年，康有为认为正在崛起的德国才代表着世界潮流。康有为相信，德式君主立宪制度对德国的工业形成了强大的支持，有利于德国实力的继续上升，而这恰恰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榜样。在《大同书》里，他曾经预测德国将与英国发生战争，德国将获得英国的世界霸权。

1916-1917年，在黎元洪和段祺瑞因为是否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发生“府院之争”，知识界为是否参战而掀起大辩论的时候，康有为强烈反对参战。1917年，康有为致电黎元洪和段祺瑞，指出北京政府对德宣战是愚蠢和不负责任的，不管胜负，事后都很有可能遭到德国的报复。

康有为持这一立场，当然跟他和张勋密谋复辟有关，而德国曾向张勋承诺，如果清朝复辟并在欧战中保持中立，德国将给予承认。而当时的德国，当然看起来还相当有力量。张勋的军队在徐州，而德国人就在青岛，地理上非常近。

康有为也住在青岛，他的住宅“天游园”，本来是德国总督副官官邸，距离德国总督府非常近。因此，我们可以看到，1917年中国君主复辟的动员，与一个君主制占据优势的国际体系，与正在崛起中的新霸权力量的支持，实际上有分不开的关系。

康有为没有想到，张勋复辟会这么快地失败。他也没有想到，他眼中代表世界潮流的德国，竟然会在一战中一败涂地。现在，国际体系真的变化了。

在一战结束之后，君主制作为欧洲主流政制的时代，也走向了终结。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陆续脱离沙皇俄国而独立，与俄罗斯一样成立了共和国。

1918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变成德意志共和国，奥匈帝国分裂，产生奥地利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匈牙利也一度成立共和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奥匈帝国与俄罗斯“走向共和”，维也纳体系中曾经的五强，现在只有英国还是君主立宪国。

而被欧洲老贵族们视为暴发户的美国，在一战之后风光了一把，威尔逊总统到处演讲，推销他的和平计划，引发阵阵欢呼。美国这个共和国，一下子成为许多人眼中的新盟主。在这种情况之下，宣布君主立宪制是世界主流政制，共和制只是例外，就缺乏可信度了。

一战之后，康有为仍然坚持君主立宪制是最适合中国，这一主张的同盟者日益零落，日益变成他个人的执念。他的“三世说”认为“升平世”应当行君宪，步子不能迈得太快。但是，当时的中国已经陷入碎片化状态，君宪的主张很难找到一个可靠的军事同盟作为自己的基础。在国际上，君宪也已经很难得到新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支持。

从逻辑上，许多政体都是可行的；但现实世界容纳不了这么多的可能性，政治行动有自己的窗口期，历史是个老官僚，过期不候。

而对于国际体系更具有冲击力的事件，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列宁领导建立的新政权致力于推翻帝国主义，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根本无法将苏联吸纳进去。而苏联就在中国的旁边，直接影响到中国国内的政治走向。

在晚年的康有为看来，北方的冯玉祥甚至段祺瑞，南方的孙文、蒋介石，都是苏俄的代理人，将帮助苏俄吞灭中国。而19世纪在中国呼风唤雨的列强，这时候的存在感反而下降了。

这个新的时代让康有为困惑。在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之下，列强自己制定和宣传“文明的标准”，什么是主流一清二楚。但在一战之后的国际体系下，什么是主流，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对于习惯于旧时代的人来说，这个新时代有太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一百年之后的2017年，特朗普宣誓就职美国总统。但他的主张却是“美国优先”、“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同月，中国领导人在达沃斯发表讲话，宣布将支持“全球化”的推进。就连欧美舆论界都觉得很困惑：剧本是不是拿反了？

而对于习惯于盯着美国的中国知识人来说，这带来的是更大的困惑。为何会有一个美国人自己选出的总统，向世界展示一个如此阴暗的美国形象，甚至用了“美国大屠杀”(American Carnage) 这样的重磅词汇？

而这位总统，在欧洲许多国家，都有粉丝和追随者。他引领着一场国际运动。

我们曾经告别二十世纪，回到十九世纪，并相信这才是“世界潮流”。但现在，“世界潮流”重新变得不确定了。

要适应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也许首先就要思考清楚，“新十九世纪”的“世界潮流”，究竟包含着哪些根本性的内在矛盾，以至于下了特朗普这样一个蛋，正如终结“老十九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来说也是“老十九世纪”自己下的蛋那样。

康有为没有看清“老十九世纪”与一战的关系，因此会对一战后的世界走向感到困惑。在今天，如果我们看不清“新十九世纪”与特朗普的关系，我们同样会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陷入迷惘和焦虑。

（文章原载于微信公众号“经略网刊”，ID：jingluewangk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