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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5月3日下午，井冈山脚下的莲花县，35岁的中共莲花县委书记刘仁堪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他在刑场不断怒斥敌人、发动群众，敌人暴跳如雷，用匕首割掉刘仁堪的舌头。他浑身是血，无法言语，却用脚趾头沾上鲜血，在站立的方桌上，写下了“革命成功万岁”几个大字。

中共党史军史上有许多类似这种壮烈的瞬间，用自己的死，来接近奋斗的目标。

坚信革命能够成功，坚信自己的奋斗有价值，坚信自己的死亡将成为走向胜利的铺路石——这就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蔑视死亡、超越死亡的原因。

“我这样做，为的是革命，你以后会明白的。我走的是正路，虽然这条路我走不到头，但最后一定有人走到头!”——这段话，是肖国华在狱中对妹妹所说。

肖国华是江西省吉水县人，中共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共井冈山党组织创始人龙超清的入党介绍人。她家境优越，父亲在江西教育界有超卓地位。她被捕入狱后，家人各方奔走，监狱答应：只要她在自首书签字，就能保释。但她拒绝了，她认为信仰比生命更重要。她被残忍杀害时，年仅30岁，孩子还不到3岁。

像肖国华这样的出身，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她3岁就由伯父作主定下亲事，6岁被迫穿耳缠足，在南昌读师范期间，却被逼着辍学提前与半痴呆的富家子弟结婚……她在黑暗中无法呼吸，渴望打破这个旧世界。她信仰共产主义，宁肯死，也不放弃信仰。

当年，汇聚井冈山的，有赤贫的工人农民，也有留学生、大学生、富家儿、官宦子弟……明明知道自己走的是一条无比危险、随时可能丢掉性命的道路，但他们毅然走下去，因为这是一条信仰之路。

红军万岁雕塑（来源：网络）

1936年春，28岁的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在突围中身负重伤，不愿被俘，拼死搏斗，被敌人割断了脖子。

蔡会文是湖南攸县人，蔡家堪称当地首富，但他成了“叛逆”，革命从自家开始，开仓分谷，由此带动了攸县的农民运动。参加秋收起义后，来到井冈山，迅速成长为优秀的红军将领。

红军长征后，他留下来坚持战斗，极端困苦的环境下，他与战士谈心，拿自己举例：我是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不搞革命，完全可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在家里搞家业，享清福，可为什么偏偏要钻进深山吃苦?就是因为我相信共产主义，我要为它的实现奋斗终生。现在革命并没有失败，只是处于低潮，我们决不能丧失信心，不能悲观失望，更不能动摇叛变……蔡会文牺牲后，他的忠骨至今都未能找到。

红军将领胡少海也出身于湖南宜章的首富之家，是县城人人羡慕的胡家“五少爷”，却因从小目睹社会不公平、穷人命运悲惨而发誓要改变中国。

1928年1月，他利用自己“五少爷”的身份，与朱德里应外合，打下了宜章城。他的首富父亲暴怒，登报以五百大洋缉拿“孽子”。胡少海并非不孝顺父亲，但人的出身和时代都不能选择，他告诉前来劝说的弟弟：我只能离开自己的家，投身革命的家，跟着共产党去扫清天下的不公。1930年8月6日，红二十一军军长胡少海在前线中弹牺牲，时年32岁。

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不是一个利益集团，而是一个“价值观集团”：有着共同信仰，共同价值观。正因为如此，那么多人，在生与死的关头，在苟且偷生与坚守信仰的抉择中，甘愿为捍卫自己的信仰而放弃宝贵的生命，甘愿成为共产主义的殉道者。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梅黎明在《走读井冈山》一书中写道：“在井冈山，毛泽东硬是用信仰，组建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团队，愿意革命的留下，为革命吃不了苦的，为养家糊口的，不愿意革命的，你都可以回去，发路费给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追求?自觉自愿。你不认同信仰，不强迫你，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认同了，那就留下来，共同努力，艰苦奋斗，来实现这个信仰。”

1934年冬天，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的江善忠，在江西兴国县长冈乡一座山崖被敌人团团围住，他打光子弹，拒绝诱降，纵身跳下山崖前，咬破手指在衣襟上写下血书：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

信仰为什么会有力量?人生短暂，但信仰能够让人的生命价值，超越死亡化为永恒。

这种力量一旦凝聚，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写道：“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火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无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

陈毅安和李志强的合影（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