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相关政策建议的探讨

学界提出了诸多政策建议，如扩大国内投资与消费需求、落实双循环政策以拓展国内市场等，这些建议在方向上均具有合理性。

依据国民经济恒等式，长期顺差源于国内投资消费不足，因此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具有必要性，但需认识到，这是长期结构性问题，短期内难以迅速改变贸易顺差格局。

关于具体政策选择，我有以下看法：

限制出口不可行。出口关乎中国GDP增长与就业稳定，直接限制出口会对经济与民生造成负面影响。

也不赞成人民币大幅升值。尽管管理层已放松人民币管理力度，人民币呈现缓慢升值态势，但历史及国际经验表明，可能需要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比如人民币汇率升至1美元兑5人民币左右）才可能真正消除顺差，而这种大幅升值会引发国内资产定价重构、产业部门失衡等一系列连带负面效应，风险极大。即便小幅升值10%-30%，参考日本及中国过往经验，也仅能部分缩小顺差，中国结构性的顺差仍然会较大。此外，人民币过快升值还可能加剧国内资本外流压力。

不支持全面取消出口退税。出口退税政策长期以来已形成稳定的产业生态，全面取消会对大量出口企业造成巨大冲击。但对于部分仅依靠退税维持微利的企业，可通过降低出口退税率促使其退出市场，优化产业结构。

反对普通制成品征收出口税。除国计民生战略性产品可实施出口管制与征税外，对普通制成品征收出口税缺乏合理性，会从出口激励转向反向约束，不利于贸易稳定发展。

刺激国内消费与投资的政策是正确的，但需客观看待。国内消费不振、储蓄率高与贸易顺差互为因果：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进而依赖出口，贸易顺差积累又固化了经济结构失衡。虽然建立完善社保机制、释放消费需求是重要方向，但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增长后，其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倾向较低，短期内仍难以直接转化为进口增长，减少顺差效果有限。

五、政策建议：聚焦贸易政策调整，扩大进口

从比较优势理论来看，当前中国贸易更多基于绝对优势，制造业整体效率对多数贸易伙伴形成碾压之势，导致顺差具有一定必然性。但依据比较优势理论，自由贸易下即便无绝对优势的国家也存在特定领域的比较优势。中国虽在诸多产业具有绝对优势，但仍有部分产品存在比较劣势，如部分农产品因土壤等自然条件限制，国外产品相对更具比较优势，此类产品可通过扩大进口增加国内福利，同时缓解贸易顺差压力。

当前中国贸易政策存在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叠加的特点，产业升级换代多以进口替代为目标，这导致出口稳定增长而进口长期低迷。长此以往，贸易可持续性将面临挑战，外部保护主义也会持续升温。

为此，建议在扩大国内投资与消费的同时，聚焦贸易政策调整，将扩大进口作为当前最有效且副作用较小的政策选择：

扩大非国家安全类产品进口，针对性降低部分商品进口关税与许可证管理门槛，允许更多多样化、多元化的国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鼓励电商企业在海外建设进口商品海外仓，降低国外中小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物流与渠道成本。当前中国平均关税水平虽不高，但增值税、许可证壁垒及渠道建设成本等，仍阻碍了许多国外中小企业（尤其是在中国无合作或者合资伙伴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即便在进口博览会上达成合作意向，后续落地也面临诸多困难。

打破部分产品进口垄断，优化进口配额管理。比如，可通过放开更多品类的农产品和资源型产品市场，让国内农民专注于高端有机产品生产，而对土地和水资源依赖程度高的普通农副产品适当增加进口，满足普通消费需求，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2025 年以来，粮食、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为中国腾出了部分进口预算，可用于增加其他商品进口。扩大进口不仅不会影响就业与经济增长，还能刺激消费、提升生产者与消费者福利，同时减少外汇储备过度积累带来的风险（为了缓解外汇储备过快增长2025年前11 个月中国已增加 32 万盎司黄金储备，过快增持黄金也推动了国际金价大幅上涨）。

从更高层面来看，扩大进口是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体现，能让贸易伙伴共享中国经济增长与大市场红利。国际贸易话语权的获取也离不开进口规模与出口的同步增长，只有让贸易伙伴切实感受到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与合作机遇，中国才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更具话语权，更好地维护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

当前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已超过美国，而欧盟对华出口呈下降趋势，这也是欧盟采取更多保护主义措施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扩大进口、优化贸易结构，能够缓解贸易伙伴不满，减少贸易摩擦，为中国贸易与经济发展营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