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9：对于普通家庭、尤其是正在找工作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该怎么理解现在的就业形势？

鲍威尔：现在的劳动力市场非常特殊。我们确实认为，目前将利率下调、让政策更中性，是合适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劳动力市场。

我们注意到，处于劳动力市场边缘的人群——比如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少数族裔——确实在找工作时遇到了更多困难。当前的“找工作率”非常低，也就是说，人们找到工作的速度比过去慢很多。

不过另一方面，裁员率也很低。也就是说现在是“低雇用、低裁员”的状态。我们担心的是，如果裁员开始增加，那些失业者将面临一个“没人招聘”的环境，这很容易迅速导致失业率飙升。

在一个更健康的经济环境中，这些人是能找到工作的。但现在，招聘速度非常慢。这几个月来，我们对此越来越担忧。这也是我们认为现在有必要开始调整政策、更加平衡对待双重使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Q10：过去你在降息时会用“政策再校准（recalibration）”这个词。但这次你没有这么说。你还强调‘政策没有预设路径’。这是否意味着你这次是有意避开“再校准”一词？我们现在是“逐会决策、逐项数据分析”的阶段吗？我们是在朝中性政策回归的过程中吗？委员们的预测分歧是不是也意味着，未来政策路径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

鲍威尔：我认为我们确实处于一个“逐次会议、实时判断”的阶段，我们会密切观察数据。

我也想借此谈一谈经济预测摘要（SEP）。大家应该知道，这份预测是19位委员各自独立写下他们认为“最可能的经济路径”以及“相应最合适的货币政策路径”。我们不会就这些预测进行辩论或强求一致，只是把它们汇总成一张图表。有时我们会讨论它，但最终，它是个人判断的集合。

我们经常说“政策没有预设路径”，我们是真心这么做的。我们实际做出的每一个决策，都是基于当时最新数据、经济前景的变化和风险平衡情况。

你可能注意到，在预测摘要中，有10位委员写下“今年还将降息两次或更多”，而另外9位委员则认为将降息一次或更少，甚至完全不再降息。

所以，与其把这看作一套确定的计划，我建议大家把它当作“不同可能性及其概率”的集合来看待。这是一组分布图，而不是一张确定的时间表。

这是个非常特殊的时刻。通常情况下，劳动力市场疲软时，通胀也很低；劳动力市场强劲时，才要担心通胀。但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双向风险”：就业有下行压力，通胀又还没完全受控。这意味着我们没有一条“无风险”的政策路径。

对决策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所以，预测出现较大分歧是可以理解的。

这并不只是对经济前景的判断不同，更重要的是：在目标之间产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权衡？我们该对哪个目标更担忧？

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况下，预测分歧是自然的。事实上，如果你告诉我大家都想法一致，那我反而会觉得不正常。我们会坐下来，认真讨论，充分辩论，然后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但你说得对，预测差异很大，但这在当前环境下是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的。

Q11：您多年来一直强调美联储独立性的重要性。但现在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猜测，比如特朗普总统对美联储究竟有什么打算。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市场应该关注哪些迹象，来判断美联储仍然是在根据经济形势而非政治因素做出决策？你是否认为，关于联储理事Lisa Cook的诉讼，也涉及到了美联储独立性的问题？

鲍威尔：我们的美联储文化核心之一，就是一切决策都基于数据，从不考虑政治因素。这在美联储内部是根深蒂固的，每一位员工都坚信这一点。

你可以从我们如何谈论政策、官员们发表的演讲内容、我们做出的决定中看出：我们仍然在坚持这一原则。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

有关Lisa Cook的问题这是一起法院诉讼，因此我认为不适合对此发表评论。

Q12：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初步基准修订数据显示，新增就业人数下调了91.1万。而6月份的数据修订，甚至是自2020年12月以来首次为负值。在这种数据本身都不稳定的情况下，美联储又该如何依赖它们作出关键的利率决策呢？如果这个基准修正继续成立，那意味着原本估计的新增岗位里有51%其实并不存在。这说明就业市场在今年初就已经比我们想象的弱很多。如果你当时就知道这些，会不会更早决定降息？

鲍威尔：关于这次基准修订，它的结果几乎和我们预期的一样。确实非常接近，令人惊讶。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最近几个季度，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的就业数据经常出现“系统性高估”，他们其实非常了解这个问题，也一直在努力修正。

这部分与企业的调查响应率偏低有关，但更关键的是所谓的“出生-死亡模型”（birth-death model）。因为很多就业是由新企业创造的，而这些企业的“生死”是很难实时调查的，只能靠模型预测。

尤其在经济结构剧变的时期，这个预测模型就更难准确。所以他们确实在改进，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我想说的是，整体数据还是‘足够好’到可以支撑我们做出决策。目前我们遇到的数据问题，主要还是因为调查响应率偏低，这其实在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调查中都是广泛存在的问题。

我们当然希望响应率更高，那样数据就更稳定。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确保负责收集数据的机构有足够的资源。说到底这不是个复杂的问题，但确实需要投入。

还有一点，就业数据在初次发布时的响应率确实偏低。但在第二、第三个月，我们仍然会继续收集数据，那个时候数据的可靠性就会大幅提升。所以问题不是‘我们拿不到数据’，而是‘我们拿得稍晚一些’。

你知道，我们的工作是‘向前看’，而不是‘回头看’。我们只能根据当前看到的情况采取最合适的行动。而今天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Q13：劳动力市场的一些边缘指标表明衰退可能已经开始。比如，8月份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超过了7%；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减少；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变得更加困难；青年失业率也在上升。在这种背景下，您为什么认为现在只降息25个基点会有作用？

鲍威尔：我并没有说，我认为这25个基点本身就会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你要把它放在整个利率路径中来理解——市场运行是基于预期的，我们的市场机制正是围绕着预期运作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政策路径确实很重要。

当我们看到像这样的一些迹象时，我认为我们有必要使用工具来支持劳动力市场。

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现象——你看到少数族裔失业率上升，看到年轻人、经济上更脆弱、对经济周期更敏感的人受到影响——这也是我们看到劳动力市场正在走弱的原因之一，当然还包括整体新增就业岗位的减少。

我还想指出劳动力参与率的问题——过去一年中的部分下降，可能更多是周期性的，而不仅仅是人口老龄化所致。把这一切因素结合在一起，我们看到劳动力市场正在走软，而我们既不希望它继续恶化，也不需要它再继续恶化。

所以我们使用政策工具来应对，这从25个基点的降息开始。但市场也已经在消化整个利率路径了。我并不是在“认可”市场的定价，我只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不只是一次性行为。

Q14：目前的经济增长结构看起来比较复杂，一边是企业投资，特别是受AI驱动的投资；另一边则是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拉动。您是否认为，这种增长结构在未来是不可持续的？

鲍威尔：我不会这么说。你的说法没错，现在我们确实在AI基础建设和企业投资方面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量经济活动。我不知道这种趋势会持续多久，没有人知道。

至于消费，你看到的是消费支出数据远超预期，而这确实可能是由高收入群体推动的，有很多例证和线索都指向这一点。但不管是谁在花钱，花钱终归是花钱。所以我认为经济仍在向前发展。

经济增长今年大概会达到1.5%或更高，可能会再好一点。从我们看到的预测来看，确实有在不断上调。

劳动力市场方面，虽然存在下行风险，但失业率仍处在低位。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判断。

Q15：财政部长最近表示，美联储正面临“职能扩张”和“机构臃肿”的问题。他现在支持进行独立审查。请问您是否支持这样的独立审查？或者您是否愿意在某些方面对美联储进行改革？

鲍威尔：当然，我不会对财政部长或其他任何官员的言论发表评论。

关于改革美联储——我们其实刚刚完成了一次较长、我认为也非常成功的货币政策框架更新过程。

我还想说，目前美联储内部其实在进行很多幕后工作。我们正在推进整个联储系统约10%的人力精简，包括联储理事会和各地区储备银行。

这意味着，在完成这一轮人力缩减之后，美联储的整体员工人数将回到十多年前的水平，也就是说，十多年来我们在人员数量上将是零增长。我认为我们未来可能还会继续做更多。

所以，我可以说，我们对建设性的批评和任何有助于改进我们工作的建议都是持开放态度的。我们始终愿意尝试把事情做得更好。

Q16：近期有些讨论认为，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影响劳动力市场——一方面是生产力大幅提升，另一方面是劳动力需求减少。您认同这种说法吗？如果这是真的，它会对货币政策制定带来什么影响？

鲍威尔：这方面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我个人的看法——这多少也有些猜测——但我想很多人也认同，就是我们确实开始看到了一些影响，但这还不是主要驱动力。

特别是在刚毕业的年轻人身上，这个现象可能更明显。确实有可能，一些原本会雇佣大学毕业生的公司或机构，现在使用AI的能力比过去更强了，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年轻人的就业机会。

但这只是部分原因。总体而言，就业增长确实在放缓，经济增速也下降了。所以应该是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

AI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但很难判断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Q17：您目前看到哪些关税对通胀的影响有直接证据？

鲍威尔：我们可以从商品这个大类来看。去年，商品类通胀是负的。如果你回看过去25年，商品价格下跌其实是常态——哪怕质量在提升，价格也往往下降。

但现在，过去一年里商品类通胀大约是1.2%。听起来不高，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分析师有不同看法，但我们认为关税可能对当前2.9%的通胀率贡献了0.3到0.4个百分点左右。

目前的情况是，大部分关税并不是由出口国承担的，而是由出口商与消费者之间的中间企业承担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进口商，把商品转售给零售商，或者用来制造产品，你很可能自己承担了大部分成本，而且还没能把这些成本全部转嫁给消费者。

这些中间企业大多数都表示，他们“未来一定会”把这些成本传导出去，但他们目前还没有这么做。

所以到消费者端的价格传导仍然非常有限，远比我们预期的慢、幅度也小。但根据我们看到的数据，关税对通胀确实存在传导效应。

Q18：您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在什么情况下您会考虑在明年5月之前离开美联储？

鲍威尔：今天我没有任何新内容可以分享。

Q19：我们经常听到您说，您和您的同事在做决策时不会考虑政治因素，但现在你们有了一位新同事，他来自政治圈，会把一切都被放在“对哪个政党有利”这个框架下来看待，而且他目前仍在白宫任职。那公众和市场该如何解读他的讲话？比如，他的预测就影响了今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SEP），尤其是今年的降息次数中位数，就是因为引入了他的预测才发生了变化。您会怎么回应那些试图理解你们讲话和政策意图的市场和公众？

鲍威尔：我们有19位FOMC参与者，其中12位在任何给定时点拥有投票权，这是轮换制度的一部分，你们应该也了解。

所以，没有哪一位投票委员能单方面改变结果——唯一可能做到影响大局的方法，是你要提出极具说服力的论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数据分析和你对经济的深入理解。

这才是美联储会议的运作方式。这种制度已经深植于美联储的文化之中，不会因为某个人的背景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