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研发：困难中前行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尽管中国已经能够掌握国家免疫计划中大部分疫苗，例如麻疹-腮腺炎-风疹疫苗（MMR）、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OPV）、百日咳-白喉-破伤风疫苗（Tdap）的生产技术，但从应对严重传染病的角度来看，仅仅是掌握这些已经成熟的疫苗生产技术，恐怕还远远不够。这样一种对于科技水平的担心，在1997年的香港禽流感事件中，再一次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1997年以前，尽管学术界一直对禽流感病毒开展广泛监测，但当时还几乎没有人认为，这种在禽类（尤其是家禽和候鸟）中引发可怕后果的流感病毒，能够对人类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然而就在香港回归中国的1997年，H5N1禽流感病毒（关于流感病毒H和N标号的意义，详见下文）在香港被发现通过菜市场活禽感染了人类，而且这种感染的死亡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33%（根据1997年18人感染，6人死亡计算得来，此后的禽流感死亡率更高）。虽然这次禽流感疫情被香港政府果断的决策（其中甚至包括短时间内扑杀香港城区内家禽这种看似极端的措施）成功遏制，但所有东亚国家的公共卫生学者还是被此次事件惊出了冷汗。

2003年和2004年（恰好也是冠状病毒引发的SARS的流行期间），同样是H5N1禽流感病毒，同样是经过活禽传播，禽流感病毒感染了2名香港居民（其中1人死亡），病毒后来还传播到了中国内地（中国内地的首例H5N1禽流感病例便来源于此）、欧洲甚至北美的家禽群体之中。禽流感病毒的疯狂传播，不仅让沉浸在SARS余悸的亚洲人再一次陷入了恐慌，也让中国科学家意识到禽流感病毒研究和疫苗研发的重要性。

不同于其他传染病病原体疫苗研发，流感病毒疫苗的研发既复杂又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和流感病毒自身的特性密切相关。

在流感病毒的表面，两种特殊的蛋白质——血凝素（Hemagglutinin，简称HA或H）和神经氨酸酶（Neuraminidase，简称NA或N）的分型，是区分不同种病毒的重要标志，以这两种物质为基础的流感病毒分型方法（也就是大家可以见到的HxNx）被学界广泛应用。这两种物质本身也是流感病毒刺激机体免疫的物质，目前大多数流感疫苗中所含的，正是可预防类型流感病毒的NA和（或）HA。

然而，流感病毒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病毒极易产生变异，而一旦病毒产生变异，其表面的HA和NA也会变化，从而使之前的流感疫苗毫无用武之地，这一点使得流感疫苗的研发需要时刻紧跟局势。举个简单的例子，甲型H1N1（A/H1N1）流感病毒是最常见的流感病毒之一，每年各国的流感流行之中绝对会有该病毒出现，因此它也是流感疫苗的常规组成毒株（甲型H1N1、甲型H3N2、季节性乙型流感病毒）之一。然而2009年的流感大流行，流行毒株同样是甲型H1N1，但之前的流感疫苗却全部对其无效，这完全是因为2009年的流感大流行毒株来源于在猪之间传播的一种流感病毒，属于变异病毒。

不过在近几次公共卫生事件之中，中国科学家在疫苗研发方面的表现堪称完美：H5N1禽流感流行，中国学者在研制紧急疫苗、研究病毒流行病学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H1N1流感大流行，中国学者于2009年12月即研制成功疫苗，疫苗的临床试验数据发表于顶级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还有文章开头所提到的肠病毒71疫苗，也是在“手足口病”疫情爆发之后进行的相关研究的重大成果。

疫苗的“中国创造”

在中国疫苗领域突飞猛进的今天，简单的疫苗生产、针对疫情的紧急疫苗研发等困难问题已纷纷被中国学者所突破，而在众多疾病预防领域的“中国创造”，则正在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从解决发展中国家戊型肝炎感染的戊型肝炎疫苗（由厦门大学研发，该疫苗的后期临床试验发表于《柳叶刀（The Lancet）》、《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于中国上市并且正在被世界卫生组织进一步评估），到作为消灭脊髓灰质炎计划一部分的灭活脊髓灰质炎疫苗（IPV），再到前不久受到美国疾控中心专家肯定的幽门螺杆菌（可导致胃溃疡、胃癌等疾病的病原体，人群中感染很普遍）疫苗，这些都是中国学者在疫苗研发领域的亮点。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世界舞台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创造”疫苗亮相，中国的疫苗研发事业将保护更多人免于传染病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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