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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茨·哈曼等:谷歌乌托邦恰好说明,科技不能取代政治
关键字: 谷歌谷歌重返中国谷歌重回中国技术乌托邦硅谷斯坦福施密特代码代码就是法律谷歌很早就开始试图摆脱国家的统治,建立自己的基础设施。它拥有约5万名员工,运营着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集群之一。谷歌在很多国家都建立了数据中心,并购买了海底光缆将其相互连接起来,使这么多计算机就好像一个无与伦比的巨型计算机一样。每个使用谷歌搜索、谷歌地图、Gmail和YouTube视频网站的人都与这个巨型计算机相联系。所有使用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都与它相连接,相当于全世界一半的智能手机。
这样一个覆盖全球的计算机十分昂贵且耗电量巨大。如果美国再次发生大停电怎么办?如果能源价格触底上涨怎么办?如果德国的新能源发展战略失败了怎么办?
早在几年前谷歌就开始计划能源自给,在全球范围内投资太阳能发电设备、风力发电厂和地热能。谷歌试图自给自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一个大型太阳能发电园的49%股份属于谷歌公司。
谷歌投入大量精力试图与国家保持距离。谷歌执行董事长施密特游历世界各地,与各国政府代表商谈,并指挥他的游说团体进行对抗政府机构的防御战。
根据谷歌的理念,国家不仅不可靠,而且贪得无厌。欧洲的税法就是这种贪婪的结果。谷歌认为,国家向谷歌索取的钱远远超过国家应得的。
不过,在这方面谷歌也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为此谷歌不仅动用了技术人员,还让公司的律师团队也参与进来。律师们充分利用德国法律反驳荷兰和爱尔兰的法律。谷歌在那些税率最低的地方纳税,把利润伪装成专利许可费,从而转移到欧洲境外。几十亿技术转让费在百慕大群岛入账,因为这里近乎是谷歌的逃税天堂。
国家制造债务,而谷歌创造盈利。单单从2014年的4月到6月谷歌就赚得34亿美元的利润。谷歌目前拥有至少610亿美元的资产。
在过去几年,谷歌和其他科技巨头成功地创造了传奇。网络是无形的,几乎无法量度,但又是全球化的,从而远远超出民族国家所能管制的范围之外。这样,谷歌不仅逃避了大量的税金,更不受国际数据保护规范的约束。
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出来进入一片偏远的丘陵之地,这是前往比利·霍克斯办公室的方向。绕过几片农场再走几公里,就到了波塔灵顿(Portarlington)村,爱尔兰数据保护专员比利·霍克斯(Billy Hawkes)的办公室就在这里。他已经上了年纪,身材瘦小。这个办公室在这个村子唯一的一个十字路口处,楼下就是一家超市。
霍克斯是爱尔兰最高级别的数据保护专家
当他十年前接任这个职务时,他的工作任务还是一目了然的,也与他的办公室相配。霍克斯负责监察爱尔兰的公司是否使用了过于攻击性的宣传方式,银行是否将其客户划入正确的风险等级,雇主是否暗中监视其员工的电脑。这些都是爱尔兰国家内部的事情,对世界并没有任何影响。
之后,谷歌、苹果、Facebook及美国其他科技公司纷纷进入爱尔兰,在这里设立了自己的欧洲区总部,因为它们在这个岛国交的税比在法国或德国要少得多。于是,数据保护专员霍克斯一下子不仅要负责约450万爱尔兰公民的,还要负责约5亿欧洲人的数据安全保护。尽管如此,霍克斯和他的30名员工一直在波塔灵顿办公。
有一次霍克斯获准参观谷歌设在都柏林的一处数据中心。他试图到处走走看看。但仅仅看那些大型计算机的外表又能看出什么呢?谷歌并没有允许他了解更多,也从未将其欧洲区总部在霍克斯那里正式注册过。谷歌的管理层声称这没必要,因为所有的数据都是在加利福尼亚处理的。“直到前不久,欧盟在这方面的法律都是不够明确的,”霍克斯承认,“我还未真正了解谷歌。”
这种情况将来可能发生改变:欧盟法院去年已经做出决议,谷歌必须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但到制定出欧盟法律中还需要数年的时间,国家机构办事一向迟缓。
但同时国家也很强大,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同样是欧盟法院,第一次迫使谷歌删除那些时隔过久、以至于如今在警察局档案中不再出现的敏感资料,如诽谤的言论和行为。因为该法院通过了在因特网上建立“被遗忘权”的决议,即人们有权利要求移除自己负面或过时的个人身份信息搜索结果。这是一件重大事件,它所带来的影响将让谷歌今后很长时间忙个不停。几个月后,谷歌就收到了91000多个删除请求。
已经有人对谷歌的避税行为提出了反制措施。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已在商议,共同对付谷歌这样的跨国逃税企业。德国经济部部长兼副总理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曾在《法兰克福汇报》的副刊中写道,德国将“与互联网垄断者提出的苛刻条件作斗争”。
美国作家戴·艾格(Dave Egger)的一部小说《圆圈》引起了轰动,书中尖锐地讽刺了硅谷的互联网公司,讲述了一个虚构的大数据行业巨头企业如何攫取国家的权力,并建立了一个独裁政权。
这表明,这些新兴的大数据行业巨头不再可以畅通无阻地扩张他们的影响力了,他们也遇到了阻力。新老势力的影响范围重合得越多,局面就越紧张。这同时也表明,双方必须要回答下面这些问题:
是要代码还是法律?
是由计算机还是靠政治妥协解决问题?
是依据算法还是协商谈判?
国家到底是问题所在还是解决方案?
这种硅谷典型的脱离国家的思潮源自哪里,可能对此最好的答案就是斯坦福大学,这所坐落于硅谷正中央的精英大学一片片新灌溉的草坪和芬芳四溢的玫瑰之间。
2014年6月的一天,斯坦福大学的篮球场涌入很多年轻男女,他们和自己的父母一起,脸上洋溢着自豪和期待。扩音器中隆隆地播放着“披头士”的音乐。
“You say you want a revolution,
Well, you know
We all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你说你想要发动革命
好吧,你应该知道
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改变世界)
这是他们在斯坦福的最后一次大课。第二天早晨他们将身着黑红相间的学位袍领取毕业证书,并在毕业留影时将他们的学位帽扔向空中。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及他的夫人梅琳达将向他们送上离别赠言:“让我们震惊那些悲观主义者吧!”之后他们便要迈向外面的世界,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改变世界。”
斯坦福大学就像是谷歌公司的同学会:大部分在这里学习计算机科学的学生,毕业后都马上进入这家网络巨头工作。他们之中最优秀的起步年薪可以达到15万美元,另外再加上股票期权及安置费。
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展示着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曾经使用过的第一台服务器。斯坦福大学的校长也是谷歌最早的投资人之一,如今是谷歌的监事会成员。
现在,毕业生们正在篮球场静静聆听着他们的传播学教授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的讲话。特纳研究数字创新带来的文化影响。他身着蓝色西服搭配开领衬衣,佩戴一个铜手镯和一副细框眼镜。他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计算机怪才,但他了解科技狂热的历史。
他说,40年前斯坦福成为了一场革命的起源地,当时就有一些年轻人想要重新定义这个世界。
特纳展示了一些老照片:一些人穿着喇叭裤,留着杂乱的胡须,开着五彩斑斓的汽车。他说,这些嬉皮士分成了两股力量。其中之一就是今天的新左派,他们关心政治,组织游行,反对越南战争,抗议尼克松及水门事件。
另一伙人则选择脱离这个社会,进入美国的荒漠旷野和深山丛林之中。几万人在农村建立了公社、嬉皮士共同体,这里没有金钱和官方机构,通常由具有超凡才能的人做领袖。国家、制度、法律、官僚——所有这些对他们而言都是束缚人性的囚笼。
特纳大声喊道,虽然这些公社中只有几个保留下来,但这项运动的精神在今天重获新生:“就在硅谷!”他的学生们不久就要在这里,为那些以改造世界为理念的创业公司工作; 或是在这里建造地如同阳光普照的村庄一般的企业总部里工作,它们是新千年的公社,在这里人们可以专注于思考,与世无争;或是在由马克·扎克伯格这样能力超凡的人或者天才的独行者所领导的大数据行业巨头工作。已故的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芬·乔布斯就曾在一个公社中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强调说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的生活。
特纳中断了一下。
“为什么我向你们讲述这些东西?”他问完之后立马回答道:
“因为我们再次生活在一个许多人都相信凭借科技可以建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时代。因此我们必须回忆起,那些公社曾经都发生过什么。”
他下意识地停顿了一下。
“没有政治体制、规章制度和各种机构——它们以失败告终!1973年,最初的6000个公社中只有少数几个留存下来。”特纳认为,因为它们没能够很好地处理意见分歧,因为它们一点都不想了解政治。
特纳教授在斯坦福大学——这个“谷歌联合国”的心脏对学生们的号召就像是一种挑衅:“不要指望,科技可以代替政治的艰巨任务。”
(观察者网特约译者宋武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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