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于1944年，书中哈耶克认为政府规划破碎了个人主义，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极权主义控制。和米塞斯的 《官僚主义》一样，《通往奴役之路》也被广泛阅读。这引起了一些富人的注意，他们从中看到了免监管、免税收的机会。1947年，哈耶克成立了朝圣山学社，用以传播新自由主义学说，而该组织的资金来源就是富人及其基金会。

有了富人的帮助，哈耶克开始创建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在《万物主宰》中提到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一个由学者、商人、记者及活动家组成的跨大西洋网络。该运动的富人支持者还资助了许多此类组织，用以完善及推进该思想。此类组织包括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 ）、美国加图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 ）以及亚当斯密研究院（the Adam Smith Institute）。他们同时还资助了一些学术职务及部门，以芝加哥大学及弗吉尼亚大学居多。

随着演变，新自由主义变得更加尖锐。哈耶克认为政府应规范竞争，防止垄断形成，这一观点在诸如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美国信徒的叫嚣声中终让路于另一个信念，即垄断权利应被视为对效率的奖励。

转型期间，发生了另一件事：即新自由主义的运动失去了名字。1951年，弗里德曼高兴地将自己描述为新自由主义者。但此后不久，该术语开始消失。但更奇怪的是，即使意识形态变得更清晰，运动也更连贯，但失去的名字未被其他常见名称所替代。起初，资助资金很多，但新自由主义仍是边缘学说。战后，人们几乎达成普遍共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被广泛应用；在美国及西欧，充分就业及救济贫困成了大家共同的目标，最高税率变高，政府脸不红、心不跳地寻求社会出路，发展新公共服务，建立社会安全网。

新自由主义主张维护个人自由，调解社会矛盾，维护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复苏形式，自从1970年代以来在国际的经济政策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上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政策开始土崩瓦解，经济危机袭击了大西洋两岸，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开始变成主流。如弗里德曼所说：“时候到了，你就不得不改变……刚好有一个替代准备可供选择。”在记者、政客、新自由主义人员的帮助下，新自由主义——尤其是货币政策——受到美国吉米·卡特政府及英国吉姆·卡拉汉政府的重用。

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上台后，跟进了一系列后续措施：为富人大规模减税、碾压工会组织、放宽管制、私有化、公共服务外包及竞争。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及世界贸易组织，新自由主义经常在未经民主同意的情况下，将政策强加于世界。而最引人注目的是执行该政策的政党一度属于左派：如劳工党和民主党。正如斯特德曼·琼斯指出的那样：“如此充分实现的乌托邦，很难想到另一个。”

一个宣扬选择及自由的学说竟然用“没有其他选择”为标语，这看起来很奇怪。但哈耶克访问皮诺切特将军统治下的智利时说：“相比于缺乏自由的民主政府，我个人倾向于自由的独裁统治。”智利是第一批完全应用新自由主义学说的国家之一。新自由主义所提供的自由，在用专业术语表达时，听上去十分诱人，但其实它只为富人服务，而不是穷人。

工会和集体谈判自由就是自由的压制工资。监管自由意味着污染河流、危害工人利益、收取不公正的利息及设计异国金融工具。税收自由意味着自由分配扶贫基金。

娜欧蜜·克莱恩

正如娜欧蜜·克莱恩在《震撼主义》记载的那样，新自由主义理论家提倡利用危机，趁人民分心的状态下来强加不受欢迎的政策，：皮诺切特将军政变后发生的伊拉克战争及卡特里娜飓风就是很好的例子，弗里德曼将两次危机描述为“可彻底改变新奥尔良教育系统的机会。”

如果新自由主义政策无法在国内实施，就会通过“国间争端解决机制”等贸易条例转移到国外：离岸法庭中，企业可要求消除社会及环境保护。议会投票表决限制烟草贸易、保护供水不受矿业公司污染、冻结能源账单或者阻止制药企业剥削国家时，企业就会上诉，而且经常胜诉。此时，民主就变成了一场戏。

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矛盾是，普遍竞争依赖的是普遍量化及比较。结果工人、求职者及公共服务都处于吹毛求疵、令人窒息的评估和监测制度下，这种制度旨在奖励赢家，惩罚输家。米塞斯所推行的理念本意是使我们脱离中央计划的官僚噩梦，但现在反而又新建了一个。

新自由主义本意不是自我服务，但很快就沦落至此。新自由主义时期（英国和美国1980年以后时期）的经济增长明显比之前慢很多；但富人情况却是另一种图景。财富及收入的不公平分配在经过60年的衰弱后，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死灰复燃，国家打击联合工会、减税、上涨租金、私有化及放宽监管。

能源、水、交通、卫生、教育、道路及监狱等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及市场化让公司有权在相关地点建立收费站，向居民或政府收费，供其使用。非劳动收入另一个代名词就是租金。你用高得不合理的价格购买火车票，但票价只有一部分用于补偿运营商，以及燃油、工资、铁道车辆及其他项目的支出。剩下来的钱都归公司所有，这反应出你是如何受人摆布的。

经营英国私有化或半私有化服务的那些人，投资很少的钱，收取高费用，以此赚取巨大财富。在俄罗斯和印度，寡头通过降价销售的方式获得国有资产。在墨西哥，卡洛斯·斯利姆获得授权，控制几乎所有的固定电话机移动电话的服务，很快就成为世界顶级富豪。

如安德鲁·萨耶尔在《为什么我们供不起富人》中所说的那样，金融化所带来的影响与此很像。“利息和租金一样，也是非劳动收入”。穷人更穷，富人更富，富人对另一项重要资产——钱——的控制越来越紧。绝大多数利息的支付都是由穷人汇款给富人。很多人因房价、政府资金撤出而浑身是债（学生助学金变成学生贷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同时银行及高管在谋取暴利。

萨耶尔认为，过去四十年中，财富不仅从穷人转移到富人，也从那些通过生产新产品和提供服务挣钱的人转移到控制资产、收取租金、利息及资本收益的富人。劳动收入正被非劳动收入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