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培：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在北京、山西、浙江开展试点，这两件事是一件事，这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的战略部署和决策，这个消息一经发出，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讨论，在这三个地区作出改革试点决定的时候，高票通过，为什么呢？这就是根源于习近平总书记最初给国家监察委员会，也就是监察机关的一个鲜明而准确的定位，就是它是中国的反腐败机构。所以，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包括国家一级、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监察委员会，是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成立国家一级的监察委员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那就是你所提的第一个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试点的目的就是要把经验试出来。这是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肖培：第二个问题，我看你提了它的目的、权威。我们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还是要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现在分散在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以及检察机关的反贪污贿赂，其中还包括渎职，再包括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整合在一起，在试点地区组建新的国家监察机关。目的是什么呢？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你问它的权威，从它的监察范围就可以看出权威了，我可以明白地回答你，包括六大类人员，第一，包括国家公务员法所规定的国家公职人员，国家公务员法规定哪些是公职人员呢？包括中国共产党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工商联机关的公务员，以及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这是一类。第二，由法律授权，或者由政府委托来行使公共事务职权的公务人员。第三，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第四，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体育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第五，群众、自治组织中的管理人员。第六，其他依法行使公共职务的人员。所以从它的监督监察范围来看，它的权威性就一目了然了。

肖培：最后，它跟中央纪委是什么关系？它和中央纪委合署办公，用中国的老话讲就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行使的是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职责，那就是监察委员会要行使监督、调查和处置的职责。谢谢。

南华早报记者：请教一下吴书记，去年王岐山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候提到过要回答好谁来监督纪委这个问题，并且提到纪委要接受群众以及舆论的监督，请问目前有什么措施去落实他的这些要求，去接受群众以及舆论的监督？谢谢。

吴玉良：党中央高度重视纪检监察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先后指出，谁来监督纪委？怎样防止“灯下黑”，纪检机关要坚决“清理门户”。中央纪委落实总书记的要求，十八大以来加强队伍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我们清理会员卡，首先在我们纪检系统内部率先开展，另外，坚守八项规定精神，凡是纪检干部违反的一律曝光。中央纪委机关和省区市纪委设立了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机构，以坚决的态度“清理门户”，加强队伍建设。大家再看前不久公布的党内监督条例的第34条，就是加强对纪律检查机关的监督，这一条里提了一些要求。这一次我们七次全会通过的工作规则，就是从纪律检查工作流程上设计制度规定，提出严格的要求，防止“灯下黑”。这个规则不久将向社会公布，大家可以看一看。谢谢。

凤凰卫视记者：今年将召开十九大，有舆论担心，出于稳定的考虑，会放缓反腐的节奏，不知对此作何评价？

罗东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七次全会讲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同时又指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任务仍然比较艰巨，所以我们要克服“届末之年反腐败可以收官”的思想，要做到惩治腐败力度决不减弱，零容忍态度决不改变。所以我们将继续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坚决铲除腐败这个最致命的“污染源”，按照党中央的要求除恶务尽，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斗争。谢谢。

人民日报记者：我们注意到这几年的全会公报对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有一个变化，从呈现胶着状态到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再到今年是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想请问一下咱们说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的依据是什么？谢谢。

肖培：刚刚闭幕的七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就是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宁肯得罪千百个腐败分子，也不可辜负13亿中国人民。什么叫压倒性态势？就是在党心民心上的压倒性态势，是在政治上的压倒，是在正气上的压倒，扶正祛邪，正气上扬，这是压倒性态势。所以，从总书记讲的这句话就可以深切地体会出来。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科学判断形势，在1993年党中央作出的“依然严峻”判断基础上，加上了“复杂”两个字，叫“依然严峻复杂”。从形势出发，首先明确旗帜和立场，那就是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老虎”“苍蝇”一起打，零容忍、全覆盖、无禁区。同时又立足当前，明确目标任务，就是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随着实践的发展，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摆上了战略布局，不断在深化、在深入。

肖培：什么叫压倒性态势？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即中央一级管理的干部是240人，是十七大期间审查中管干部人数的3.6倍，尤其是严厉查处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这样严重的违纪违法案件，严肃查处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通过利益输送相互交织，消弥了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隐患。

肖培：用数字说话，是“一降一升”，什么是降呢？那就是纪检机关目前接到的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呈下降态势。2016年比2015年接到的此类举报下降了17.5%，是十八大以来的首次回落。“一升”，从纪检机关立案审查和处分的党员人数来看是持续上升的，2012年有8500万党员，那时候我们查办的案件全国是15.5万件次，处分16.1万名党员，到2016年底，我们的党员人数已经发展到了8800多万，相应的我们立案件次已经达到41.3万件，处分党员人数已经达到了41.5万人。在党员基数不断增长背景下，党员受处分率从千分之1.8上升到千分之4.3。

肖培：去年一年，在强有力的反腐败高压态势震慑下，有5.7万名党员主动向组织交待了自己的问题，这就是压倒性态势。所以，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明显成效，赢得了人民群众对党中央的信心、信任和信赖，厚植了党执政的政治基础，这就是十八届中央了不起的政治成就。总书记在这次全会上还讲，我们要冷静客观地面对形势，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谢谢。

路透社记者：有三个问题，第一，中国有没有计划建立一个不向党汇报的、完全独立的反腐败系统？第二，中国和美国有没有计划签一个引渡协议，有没有时间表？第三，中国为什么还没有制定一个反腐败法？谢谢。

刘建超：关于中美之间是不是要签署引渡条约的问题，从这几年来，我们同国外的执法合作来看，也包括在反腐败领域的合作来看，特别是具体到追逃追赃这项工作来看，引渡条约是国与国之间有效地开展执法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使两国的执法合作，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的追缉和移交将提供法律依据；二是有威慑作用，如果两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对那些企图通过逃往其他国家来逃避法律制裁的腐败分子就会形成震慑，他就不敢轻易的选择外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两个国家如果能够签署引渡条约，对执法合作会更加有效。目前，中国已经和48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包括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等。同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我们也愿意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照顾彼此关切的基础上，商谈引渡条约，这样我们能更好地携手打击包括腐败犯罪在内的多种形式的跨国境犯罪，也确保任何一个国家不被腐败分子或其他犯罪分子所利用，成为“避罪天堂”。

吴玉良：刚才建超同志回答的是一个直接的问题，我回答的是一个间接的问题，复杂就复杂在它和我们的国情、党情是相关的，我在这个场合总遇到这个问题，这里我再展开回答一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优势，做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是我们13亿中国人民的共识，也是我们全党的共识。无论是党内监督还是国家监察，都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前不久颁布的党内监督条例第10条就规定了：“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全面领导党内监督工作。”同样，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刚才肖培同志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构建一个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制，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所以不存在不接受党的领导的，所谓的“独立”的监督机构。

吴玉良：在短时间内，我在这个场合先后三次回应过这类问题，第一次针对反腐败是权力斗争的提问，我讲了一个“疑邻盗斧”的故事，是《吕氏春秋》里的。第二次是去年六中全会闭幕后的发布会，我讲了一个“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故事。今天是关于是否建立一个独立监督机构的问题，我想这还是从三权分立、多元制衡的思维模式出发的。我们中国人讲文化自信，中国文化是我们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一个最好的诠释，是我们民族的血液和DNA，我们的文化和你们的文化不一样。

吴玉良：为什么不一样？我今天再讲一个成语，西汉的刘安在《淮南子·说林训》中讲过的“削足适履”，里面讲了两个故事，结论是我们不能够削足适履。通俗地解释一下，你的脚可能穿的鞋小，别人的脚大，穿你那个鞋就不行。结果你出主意，让别人把脚指头砍掉再穿你这个鞋，这个主意对不对？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说成立一个独立的、不接受党的领导的监督机构，就类似于削足适履。由此我又想到《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中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就是说叶子看起来相似，但吃起来味道绝对不一样，“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为什么这样呢？水和土不一样。类似的问题反复提出来，就在于思维模式、思维方式不一样，没有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没有理解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建议认真读几本有关中国文化和中国故事的书。

吴玉良：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制定反腐败法，我们是高度重视制度建设，我们也向各国学习，虽然水土不一样，我们也吸收进来，海纳百川。但是任何立法都有一个过程，立法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反腐败的做法和成效，为反腐败国家立法奠定了重要基础。现在，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我们正在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已经在北京、山西、浙江三省市开展试点工作。国家监察委员会就是国家反腐败机构，制定国家监察法实质是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下一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完成国家监察法一审、二审，最终会出台国家监察法。谢谢。

央广记者：七次全会上提出要将贪腐高官的忏悔录印发于原案发单位，另外昨天的公报也提出忏悔录能公开的要公开，请问下一步忏悔录会不会面向社会公开？谢谢。

朱国贤：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编辑了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的忏悔录，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取得的成果。忏悔录是用他们的惨痛教训换来的。忏悔录阐释了他们思想认识的深刻转变，证明我们党拥有自我净化的能力，忏悔录是最好的开展党性教育的活教材，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把违纪中管干部的忏悔录印发原案发单位，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反面教材，就是要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人，促使党员领导干部把自己摆进去，对照检查问题，查找症结、堵塞漏洞、举一反三，切实整改提高。下一步，我们将在中央纪委的媒体开设专题专栏，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我们逐步公开。谢谢。

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记者：2016年11月，中国从81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2442人，追回账款85.4亿元人民币，请问中国政府对外逃贪官有哪些措施？2017年的第二场的反腐情形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