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盟友”：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密切相关

观察者网：您这样解释，我们的读者会更容易接受。接下来一个问题，您可能对此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很多中国网友认为，西方媒体更强调欧洲纳粹的暴行，而对亚洲尤其是日本侵华的暴行着墨较少，从而造成历史问责上的不平衡？

艾米丽·马特森 ：我完全同意这种批评意见。我认为这种不平衡其实源于历史记忆和冷战背景。

您可能听说过一位著名的英国中国史学者——拉纳·米特（Rana Mitter）。他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被遗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我很喜欢这个说法。他在书中描述了中国是二战期间西方“被遗忘的盟友”。

大约在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冷战开始后，中国和美国很快从盟友变成了对手。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更倾向于淡化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同时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德国纳粹身上。这些前轴心国很快从美国的敌人变成了冷战中的盟友。这就给历史记忆带来了一些非常复杂的因素。

我认为，西方之所以更强调纳粹暴行，而不是日本的战争罪行，可能有几个原因。

首先，这与美国自身的历史记忆有关。我可以就此做很多批评。美国在二战期间一直奉行“欧洲优先”战略，亚洲战场的冲突被视为相对次要。所以，美国虽然在太平洋地区和中国战场也参与作战，但总体来说，美国的重点始终放在欧洲。当然，对于英国和法国的历史记忆而言，纳粹暴行主要发生在西欧大陆，这也是地理和记忆上更贴近他们的原因。

此外，顺便一提，美国和西欧其实也不太谈论苏联对抗纳粹德国的斗争。虽然这一点比日本侵华的讨论稍微多一点，但仍然有限。我认为，这也与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现实有很大关系。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这些历史背景。我认为，二战在欧洲和亚洲的结束方式非常不同。比如我们刚刚在五月庆祝了“欧洲胜利日”， 纳粹德国（德意志第三帝国1933-1945）在1945年5月就崩溃了，随后分裂为两个国家——西德和东德。于是，德国从一个战时体制完全转变为两个全新的体制。战后，这两个新政府也完全不同。

然而，在日本，二战后却存在很多与战时时代的尴尬连续性。例如，昭和天皇裕仁在东京审判中并未被起诉。相比之下，美、苏、英、法四国组成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始清算德国法西斯的滔天罪行，这场审判在历史上争议要小得多。而许多日本人至今仍认为东京审判是“胜利者的正义”，这种看法影响了日本国内对战争历史的记忆。裕仁天皇的“昭和”年号从1920年代一直持续到他1989年去世，也就是说，昭和时代从“九一八事变”之前一直延续到冷战几乎结束的时候。

受到审判的731部队细菌战战犯。还有多位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头子如石井四郎在美国的掩护下逃脱了罪行。

此外，在战后美国主导的盟军占领日本时期（即SCAP占领时期），还出现了一个叫“逆路线”（reverse course）的转变。如果您看日本1946年的宪法，它其实是非常自由主义的。但随着冷战升温，美国并没有继续推动日本的民主化与去军事化，反而希望重新武装日本，将其作为冷战中的盟友。

于是，许多前日本战犯被释放出狱，甚至重新担任政府或企业中的重要职位，为冷战做准备。这其中包括日本自民党（LDP）的重要人物——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他因在伪满洲国的活动而被列为甲级战犯。

所以，这就是我对您问题的较长回答。我认为，从历史角度看，这些因素导致了西方在对待日本战争罪行和纳粹暴行时存在记忆和评价上的差异。

如果年轻一代对彼此国家知之甚少，又如何更好地处理双边关系

观察者网：您之前提到过，美国或者西方很多人对“七三一部队”并不了解，甚至可能只有少数人知道。那么，您作为高校教授，如何在中美两国，特别是面向年轻人，实事求是地讲授这样的历史，以建设性的方式回应这种历史评判中的不公？

艾米丽·马特森 ：我认为，无论是在中国、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在全球视野的框架下来教授历史，都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历史往往被孤立地讲述，好像只是“我们国家的历史”，但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相互联系的世界里，如果不从更全球化的视角去理解，就很难真正理解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学生应该学习世界历史，包括其中的善与恶，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当今世界的复杂性。这种学习还应包括了解不同的视角。比如，中国的学生可以学习美国的独立战争、南北战争、民权运动；而美国的学生则可以学习中国在二战中的作用、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等等。我还可以举出很多其他例子。

坦率地说，我认为中美双方在彼此历史的学习上都存在一些问题和偏见。但目前来看，据我观察，在中国，普通中小学生对于美国历史的了解，可能比美国中小学生对中国历史的了解要多一些。因此，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和教育工作者，我一直在思考，我们该如何改变这一现状？毕竟，很多人认为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如果我们的年轻一代对彼此国家知之甚少，我们又如何能最好地处理这一关系呢？

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从我对学生了解的情况来看，Z世代（即出生于1995至2010年）人群，可能比我们千禧一代（出生于1980至1994年）在学生时代学到的关于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等内容稍微多一些。而且，也有很多亚裔美国学生通过家族历史了解这些历史。但我认为，这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对未来中日关系持谨慎乐观态度，更看好民间交流

观察者网：我们回到“和解”的话题。您知道，德国在二战中的罪行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欧洲国家原谅，而日本在亚洲所犯下的罪行，尤其是对中国，至今仍存在很多未解的创伤。对中国来说，关键因素包括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比如否认战争罪行，同时强调自己是战争“受害者”；此外还有美国在战后对日本战争罪行的掩饰。而且，过去一二十年，日本政客屡次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在中国引发了持久的愤怒。

作为一位海外历史学者，您如何评估这种二战创伤在中日关系中的持续影响？如果我们参考欧洲的和解模式，您认为中日之间是否有可能走上一条类似的和解之路？如果要实现这样的和解，又需要哪些必要条件？

艾米丽·马特森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我会尽力回答。

首先，我认为历史记忆并不是静止不变的，它在每个国家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变。以日本侵华的历史记忆为例，自二战结束以来，这种记忆一直存在，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这种记忆更多是地方性的。南京当地的学者、哈尔滨当地的学者做了很多重要的研究，他们通过幸存者的口述、搜集到的资料来还原这些暴行。但这段历史真正成为国家叙事中更重要的一部分，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如果您感兴趣，我们可以再深入讨论促成这一变化的不同因素。

关于靖国神社，我稍后也会提到。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问题，在中国受到更多关注，尤其是在1980年代以后。其中一个因素是，1985年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首次以官方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这不仅引起了中国，也引起了韩国的强烈不满。

靖国神社其实从明治维新时期就已存在，但在二战后，特别是1970年代以后才变得极具争议性。因为那时，不仅乙级和丙级战犯，还有甲级战犯——我相信包括东条英机在内共有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被放入了靖国神社这一神道教的神社中。因此，这引发了日本国内很多抗议，实际上很多日本民众对此也感到不满，原因各不相同：有的认为这违背了政教分离原则；有的是因为战争死难者的家属不满战犯与普通阵亡者被放在一起祭祀；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原因。但国际上的抗议主要是在1980年代开始升温的。

日本，和中国、美国一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我必须说，日本社会中某些群体，尤其是政界的一些人，确实存在历史修正主义倾向。

靖国神社中的“游就馆”（Yūshūkan Museum）可能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之一。这里祭祀着战殁者和殉国者，作为靖国神社的设施，收藏并展示着战殁者和军事相关的资料。

我去年12月去日本时其实很想去参观这个博物馆。因为我听说它非常有争议，出于好奇我特别想去看看。但很遗憾，当时它因整修而关闭了。靖国神社本身是一个非常宁静的地方，除非你了解它的历史背景，否则你不会意识到它为什么那么有争议。

这里我可以分享一个我常在课堂上用来说明历史记忆重要性的小故事：

加拿大流行歌手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在2014年曾参访过靖国神社，但他参观时并不知道这个地方存在这么大的争议。参观完之后他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照片，并写道：“哇，这真是一个宁静的地方。”结果中国和韩国粉丝非常愤怒，他后来不得不删帖并道歉，说“我爱我所有的韩国和中国粉丝”。一些韩国和中国政府官员也对此发表了批评。

这说明，即使是那些并不太参与政治的公众人物，比如流行明星，也应该接受相关历史教育，因为他们的影响力很大，可能会造成深远影响。

回到靖国神社。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具争议性的话题，尤其是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每当自民党的政客参拜时，就会引发争议。

不过我也想提到，其他一些日本政治家，尤其是在1990年代，对于正视历史表现得更好。例如，在1990年代初，日本社会党曾与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在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著名的“村山谈话”，明确为日本的战争罪行道歉。而在此之前，1993年，时任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也发表了“河野谈话”，为所谓的“慰安妇”问题道歉，并明确承认日本军队确实做过很糟糕的事情。

此外，一些日本学者和记者也为揭露日军暴行的真相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吉见义明（Yoshimi Yoshiaki）在挖掘“慰安妇”制度相关证据方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记者本多胜一（Honda Katsuichi）早在1970年代就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日军暴行的文章，题为《中国之旅》，他还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南京大屠杀：日本记者面对国家的耻辱》。

日本学者吉见义明

我本人也研究日本历史，所以我知道，日本的情况其实非常复杂。媒体更多聚焦的是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但实际上，日本社会中也存在很多草根行动，甚至一些政治人物也在积极努力揭露这段可怕历史的真相。

再回到您问题的第二部分，关于欧洲式和解模式的讨论。

欧洲的和解模式，我认为，与冷战背景有很大关系。战后，比如北约（NATO）成立后，昔日的敌人——西德和法国——成为了盟友，并紧密合作。后来，这种合作也体现在欧盟中，法国和德国都是欧盟的重要成员国。因此，欧洲有很多多边区域机制，让昔日的敌对国家——轴心国和同盟国之间能够合作。

相比之下，二战后的亚洲采取的是国际关系学者所称的“轮辐模式”（The Hub and Spokes Model）。也就是说，美国作为中心，与不同国家分别建立双边同盟关系，比如美国与韩国结盟，美国与日本结盟，但日本和韩国彼此之间在冷战时期并不是盟友，尽管它们在1965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冷战期间也曾试图建立一个类似亚洲版北约的组织，叫“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但这个组织于1977年解散，并不成功。

当然，现在亚洲有东盟（ASEAN），但在东北亚地区，并没有像欧洲那样的北约或欧盟这样的区域合作机制。因此，就目前而言，我并不确定中日之间是否真的能走上一条类似欧洲的和解之路，因为缺乏这些已经存在数十年的区域合作框架。

不过，我认为两国仍可以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甚至像东盟与中日韩（10+3）这样的平台上继续合作。

我对未来中日外交关系持谨慎乐观态度，但我其实更看好的是民间交流。我认为，如果历史学者、普通民众，包括中国、日本和美国的老百姓，能够更多地了解彼此，并促进积极的民间交流，这种基础非常重要，那么最终可能促成更高层次的外交和解。

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两国的教育体系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与此同时，鼓励民间多元观点的公开表达，这也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