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谢苗·卡纳奇科夫（观察者网注：1879-1940，苏共干部，著有自传《沙俄统治下的激进工人》）来说吧。出身农奴家庭的他离开了贫穷的农村，热切地拥抱现代性，成为了一名工人。卡纳奇科夫精力旺盛，热爱社交，通过《舞蹈和礼仪自学读物》丰富和充实自己。来到莫斯科后，他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讨论小组，最终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

由于个人经历的关系，卡纳奇科夫能敏锐察觉贫富差距，意识到新旧秩序之间不破不立的关系，并对专制权力充满仇恨，这使他很容易接受革命思想。共产主义者给出的解决方案明确、清晰、令人信服。共产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不同，因为他们提倡经济平等；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因为他们拥护现代工业和国家规划；与社会主义温和派不同，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革命性的阶级斗争才能带来改变。

卡纳奇科夫自传

在实践中，这些理念很难简单叠加在一起。过于强大的国家政府可能会遏制经济增长，并扶植一批新的精英上位；暴力革命强调周期性地镇压“阶级敌人”。尽管卡纳奇科夫在革命结束后被委以重任，他最终也难免沦为牺牲品——由于跟斯大林的政敌托洛茨基存在瓜葛，他于1926年遭到降职处理。

那个时候，共产主义前景暗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中欧诸国燃起的革命之火已被扑灭。苏联孤立无援，别国的共产党还在襁褓之中便已陷入险境。在“咆哮的二十年代”里，美国人铸造的现代性是消费主义的，而不是共产主义的。

但很快，自由放任主义暴露的缺点成为了共产主义的救命稻草。1929年华尔街爆发股灾，大萧条随之而来，社会主义平等理念以及国家计划经济大有取代市场“看不见的手”之势。此外，共产主义的战斗性使其成为了少数几支准备抵抗法西斯威胁的政治力量之一。

连原本与集体主义和无神论格格不入的美国，也成了社会主义的沃土。1935年，莫斯科纠正了左倾宗派主义错误，转而支持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美国共产党借此机会与温和左派携手共同抵抗法西斯主义。在《工人日报》前驻纽约记者阿尔·里奇蒙的回忆里，那时美国人开始重拾乐观精神，他与同事晚上常聚在一间意大利餐厅“为当下的生活、为那个时代，为它预示的未来与希望痛饮，我们确信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因为在其中我们听到了自己的心跳。”

这种乐观精神只存在于部分人的记忆中。作为斯大林大清洗的牺牲品，谢苗·卡纳奇科夫于1940年死在了劳动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