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15日德军进入巴黎的第二天，斯大林开始攻打波罗的海诸国，这绝非偶然。1968年8月，美国刚经历了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总统的刺杀事件，同时又身陷越南战争的泥沼。趁此良机，前苏联就更加鼓足勇气，以武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终止了“布拉格之春”。我们现在仍然不知道今年土耳其政变的全局，但至少我们知道政变策划者必是由千里之外的风云变幻壮了胆。鉴于近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美国和其盟国若要向土耳其军事政府（其承诺将打击伊斯兰国，并推翻总理埃尔多安的伊斯兰式改革）进行严肃政治打击，将会比前些年困难许多。

反过来，对于国家实力和地位的焦虑也会导致骚动产生，使得某些群体或者整个国家都陷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恐惧之中，甚至面对巨大变革展开进攻性活动。许多历史学家认为，1914年奥地利大公费迪南受刺后，德国的反应具有如此大的攻击性，是由于德国精英阶层担心他们在军事竞赛中会输给英法两国。更糟的是，这种焦虑情绪通常毫无事实根据。

人们几乎已经忘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到八十年代早期，前苏联已经危在旦夕，此时仍有很大一部分美国公众误认为庞大的东方巨人将要压倒堕落孱弱的西方。而这样的想法据说和美国中情局的一份苏联力量调查报告中夸张的结果不谋而合，因此早在里根当选总统之前，美国就开始大力扩展军事力量。

现今，尽管美国经济还不错，美国军事支出远超后8名国家军事支出之和，但是对于美国实力的焦虑又卷土重来了——特朗普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他坚称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占我们（美国）的便宜”。恐惧的刺激力不必言说，若使用不当，这种恐惧将指使美国政府针对所谓“前所未有之敌人”展开暴力行动，后果不堪设想。

最后，广泛的骚动将带来疯狂的焦虑和无端的希望，将导致一个错觉：正常方式方法已无法解决问题，需要抬出极端措施了。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这样的情形常和犹太和基督教最强大的预言相联系：救世主的出世、耶稣基督的复活、审判日的到来等等。基督教伊始，几乎每年都有人坚称世界末日已经来临。如果持这种想法的人为此屠杀异教徒，其他人就会因为飙升的暴力和动乱而相信世界末日说，最终产生一个恶性循环，毁灭性力量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特朗普当选成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类似的情形曾发生过：马丁·路德和罗马教廷决裂，引发众人对末日到来的恐慌，进而引发暴力冲突，引发人们对天启的进一步恐慌……如此循环。最终结果就是多年的宗教战争屠杀了欧洲的大量人口。今天，伊斯兰国组织的狂热分子宣称他们是为了世界的未来与穆斯林以外的“异教徒”打一场末日之战；他们每犯一次罪行，就将说服更多西方人，世界末日的确已经来临。

不过这种模式也并非仅限于宗教层面，世俗版本的“世界末日事件”也不少。马克思主义赞歌《国际歌》歌词中“这是最后的斗争。”这个口号警告我们，决定命运的一战到了，就像历史上的口号“耶稣复活了”一样，此刻已经不是平凡时刻，是时候诉诸极端手段了。9·11事件可能就是以上模式的一个范例——布什政府当时判断，美国需要向对方挑起大战——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对手袭击美国并非为了清除所谓妨碍世界秩序的“存在性威胁”。

2016年的夏天，动荡、焦虑混于一锅，最终将酿就怎样一番结果，无人知晓。会像2001或1989年一样“有趣”吗？接下来的半年，事态会继续加速吗？若上苍护佑，喧哗和骚动终将退去，今年剩下的时间甚至可能 “无聊”至极。我们只希望2016年不要成为未来大学历史课程的一个标题。但是，正如历史上种种实例所示，暴力和骚动若要向扩散，不费吹灰之力，不知哪天就成为了一场世界性风暴。

（青年观察者孙予聪译自Foreig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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