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老问题的新变数

相对石油问题更容易被忽视的是，考虑到古巴的粮食自给现状，特朗普近期对涉委内瑞拉油轮“海盗式”追捕的行为模式，给古巴的粮食安全也引入了新的潜在变数。

古巴粮食困难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从革命以来古巴一直实行基本食品配给制度，虽然各种食品都存在短缺，但曾长期在总体上避免了饥荒和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的、出现一个稳定营养不良下层阶级的现象。后来委内瑞拉也学去了这种制度，但马杜罗在连任压力下将投票记录与配给“领取权”挂钩，造成了极差的内外观感。

目前古巴粮食供应主要是按户发放超低价配给的“粮食本”（Libreta de Abastecimiento），在粮店Bodegas和副食店Placitas兑现。但自苏联东欧剧变以来，粮本通常无法满足一户家庭的营养需求，实际上古巴人都仍需要去市场自购一部分粮食，包括但不限于内贸部管理的自由农业市场（MLA）、农业部管理的限价农业市场 (Mercado de Productos Agrícolas a Precios Topados)、城市（花园农业）市集、副食品商店、每月一次的集贸市场（Ferias Agropecuarias）、青年劳动军（EJT）的供销社，以及黑市和“社交”（Sociolismo）——“社交”是古巴在漫长短缺岁月里发展出的互助文化，本身并非是坏事，但当参与者挪用自己受权掌管的国有财产去“互助”别人时，就构成了客观腐败。

苏联解体前后至2000年，古巴粮食进口依存度逐渐下降；但这并非本土粮食生产获得了大幅增加，而只是由于缺少外汇进口粮食，伴随发生的是古巴人消费的食品总量也一并下降了。进入本世纪后，随着古巴经济恢复，人民对食物品种和数量的需求增加，古巴粮食进口依存度再次回升；特朗普二次上台前的最后几年，古巴国内大约70%的食品需求依赖进口，已逼近苏联解体前依赖经互会时期的最高水平（1980年及之前）。

问题是，如今这个世界没有经互会，只有冷冰冰的国际资本市场。疫情期间古巴“封国”，完全丧失了旅游业收入，加上第一届特朗普政权末期加码的对古制裁中禁止了美籍古巴人对古巴国内的侨汇，而拜登政权将这部分制裁基本维持下来；“外汇见底”、“制裁加码”与国际粮价暴涨三大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古巴能购得的粮食也进一步减少。

那么，古巴人为什么没有起码对主粮实现自力更生呢？

以中国人熟悉的大米为例。大米是古巴重要主食，仅次于木薯和红薯。在实施配给包制度、实际消费尚有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古巴人均大米年需求量超过120斤，全国1100万人口年需求量约70万吨。

苏联解体前，古巴的最高稻米年产量为53.9万吨（1986年）；苏联解体后，优惠化肥、石油来源全部断绝（后者导致农机利用率骤降），加上美国制裁和一些政策失误，古巴的国营集体农场均出现严重减产和大片稻田抛荒。

1991年后至疫情前，巅峰时期的丰年，古巴也只能生产稻米30余万吨（因统计口径、如稻谷是否脱粒等，不同部门数字有差异），且这个产量惊人地不稳定，个别歉收年份甚至只生产了9万吨。虽然这一时期古巴逐渐发展出了城市居民在阳台、屋顶、废弃地段等开荒的“花园农业”文化，但能解决的主要是蔬菜，城市生产的极少量淀粉作物不足以影响全国粮食大局。

“粮食不能自给”在失败国家扎堆的中美洲-加勒比地区其实并不罕见。但作为社会主义政权，为了保障人民生活、维持配给包制度总体持续运转，古巴政府不得不每年优先花费数以亿美元计的宝贵外汇，从越南等国进口大米40-60万吨；这个量换算成船数也不多，却意味着受制于人，不仅对海上封锁敏感，而且白白消耗了本应投入农业的财政预算。由于缺乏投资，数百万公顷国有或集体肥沃土地抛荒、被一种叫“marabú”的灌木覆盖，砍伐这些灌木烧炭的“消灭marabú运动”一度成为古巴一项创汇来源。

为国创汇的古巴marabú（上）及其烤炭（下）。这种含羞草科灌木枝条均匀、烟气小，烧成炭后是欧洲炭烤餐厅的最爱。截至2018年，古巴农业部直属的农林集团公司仍向欧洲出口了超13万吨marabú炭。

古巴党和政府早就意识到，这种“外购口粮-无钱种粮-主粮低产-外购口粮”的恶性循环是非常危险的。

早在2008年，刚执政的劳尔就下令向民间分配国有土地，私人可以申请领取一定数量土地的十年免费耕作权自己开荒，农产品归自己所有、且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出卖，实际上推行了类似“包产到户”的政策。从那时起，约有149.7万公顷国有土地被分给了17万法人，其中97% 是个体户。

然而，由于缺乏农机水利投资、青壮年人口不足，笔者可找到的最新数据里，古巴可耕地抛荒率仍高达51.2%；加上古巴历史上城市化速度太快导致今天返贫的一代城市人忘记了农村生活，77%领到土地的人缺乏农业技能经验，加上当时政策仍有许多教条主义限制、化肥严重短缺等，收成并未获得显著提高。

2012年，古巴进一步放宽政策，允许国家土地的私人使用者建造粮仓等必要设施。当年通过的《2012-2016年水稻整体发展规划》要求，到2016年，全国水稻播种面积应恢复到253万公顷，水稻产量应恢复到53.8万吨历史峰值，其中国家应掌握46.2万吨，从而实现2/3的自给，但该计划最终并未实现。

根据古巴国家统计办（ONEI）数据，2018年古巴粗米和精米产量达到本世纪峰值27.28万吨，2019年降至19.61万吨，2020年因疫情腰斩至11.13万吨，此后逐年恶化，2023年跌至惊人的2.79万吨，打破了历史最低记录。2024年，古巴稻米产量回升到8万余吨，但仍仅能满足其年消费量的11%。

由于这样极差且不稳定的自给水平，古巴的大米极度依赖越南等国出口（以前还依赖美国和巴西。早年美国对古制裁不限制农产品）。虽然目前尚无类似委内瑞拉油轮被美海军直接围捕那样的封锁实例，但之前越南因疫情无差别限制粮食出口时，古巴就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食品供应在古巴社会契约中是政府的保障义务，粮食和一些其他基本生活消费品短缺，是古巴2021年7月“祖国和生活”动乱的根本内因。

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粮食问题的引申

上面粮食部分只讨论了大米一种作物，容易给人造成一种“他们什么粮食都种不好”的印象。其实，古巴人最重要的主食、继承自加勒比泰诺土著的古老口粮：木薯（cassava）和红薯，是可以自给的，而且近年产量可能略微超出全国消费量：

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中古巴2016-2024年四种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左）和产量（右）。其部分数据系第三方预先估算，加之统计口径差异，较古巴国家统计办发布的具体数字显著偏高，仅有参考价值；但总的来说，一般认同古巴近年木薯产量基本维持在70万吨以上。

事实上，古巴的基本配给篮子（即“粮食本”）虽然近年来通常都无法按时完整到货，但其包含的货品清单却一点也不“基本”，完全不同于我国1990年代前粮店仅有粗粮、细粮与油料的局面。除米、油、豆类和木薯产品外，它包含了一大堆副食品，从粗糖、精糖、食盐，到咖啡、牛肉、火腿、鲜鸡蛋、儿童鲜奶，乃至饼干、奶粉之类中国人直到30-40年前还视为一定程度上“奢侈品”、且位于热带的古巴按常理就不可能自给的东西。

在蔗糖不断减产、大米等基本粮食安全未解决的情况下，古巴政府将大量农业科研资源投入到在热带种小麦、培育热带荷斯坦奶牛这样的项目上，每年为补贴乃至直接进口这些东西耗费数以十亿计的外汇美元；甚至在与美国左派组织对接支援时，会点名请求捐赠乃至购买鱼肝油、婴儿奶粉和一些中国人视角里更加离谱的东西，每次都数量颇大，显然不是为了个别高干“权贵”，而是对某种地域/行业/身体状况分类的群众集体发放的。

按中国人自己上个时代经验得出的惯性思维，可能难免会想：困难时期还搞这些有的没的，集中保证几种主粮供应、刚够所有人饱腹，不比这样“列一大堆名目全缺货”强多了吗？

对当年的我们自己，这是可以的，因为解放初期的新中国处于明显可感的爬坡赶超进程中，而且除了广东几个靠近香港的村镇、新疆伊塔边境和存有强烈旧时代记忆的上海之外，绝大多数地方的城乡居民，潜意识中缺乏直观的“敌人在吃什么”对照。

然而，对古巴而言，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

一方面，自从苏联解体后，古巴就缺乏一种“参与世界进步宏大叙事”的使命感，在漫长而看不到希望的美国封锁中，“维持”从革命的短期代价逐渐变成了生活本身；

另一方面，古巴全国紧贴着美国佛罗里达州，民间还存在昔日与美国各种交往的模糊集体记忆，十分之一的古巴人在美国有亲友。古巴两个最大的城市中，首都哈瓦那是“天子守国门”（古巴岛离美国的最近点），而东南一隅的圣地亚哥紧靠着革命胜利之初未能赶走的美军基地，驻扎着古巴唯一的陆上边防部队。

这种环境决定了古巴远比“左”右两种叙事刻板印象复杂的移民形势和“士气”分布，并直接影响“古巴领导人是否可能被一波‘1.3’式‘搜打撤’行动带走”这类问题的答案。限于篇幅，笔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