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之争？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他们本国的历史为那些未能跃升成为强权的大国提供了警示。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中国在19世纪中叶的两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两国击败，是因为中国无法适应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由于中国领导人应对不力，更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才能够控制中国的内政；中国人把后来西方列强和日本压制中国的时代称为“百年国耻”。

中国目前的崛起是因为它想要为自己所遭受的耻辱复仇，并恢复其在19世纪前东亚的主导地位。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这一过程的第一步。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和促进现代化，中国融入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正如邓小平在1992年所说，“落后就要挨打。”北京的长期目标不仅仅是致富。它的目标是在足够富有后获取必要的军事和技术能力以争夺东亚霸权，将美国赶出这一地区。中国加入这一世界体系并不是为了保护它，而是要从内部挑战它。

这一战略已经成功。中国在每一重要的实力尺度方面都在迅速接近美国。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称，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现在已接近美国的70%。随着中国继续从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中迅速复苏，在这个十年结束前，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中国都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从军事角度看，情况也类似。2015年，由兰德公司组织的研究“美中军事记分卡”提到，美中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力量差距正在迅速缩小。中国业已提高的军力正威胁着该地区的美国舰队和基地。这项研究的作者也对这种转变表示惊讶。他们说，“即使对本报告的许多撰稿人来说，他们一直在跟踪亚洲军事形势的发展，变化的速度……也令人感到震惊。”

美国决策者越来越多地将美中竞争不再视为一场传统的大国竞争，而是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较量。今年7月，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发表了一次演讲，其主要目的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塑造美中敌意。他说：“我们必须牢记，（中国共产党）政权是一个马列主义政权。”

美国不能再忽视我们两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差异，就像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忽视过一样。

就像在冷战时期将苏联描述成“邪恶帝国”，将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从美国公众心中抹去、将中国刻画成国际政治中的坏角色，这种言辞的目的就是为将来更激烈的美中摩擦打下基础。

不仅像蓬佩奥这样的鹰派人士已透过意识形态棱镜看待中国。就是华盛顿的一大批当权者也开始相信，对美国的真正威胁不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而是北京对美国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发起的挑战。正如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2019年所写的，“中国最终可能会提出比苏联更强大的意识形态挑战”；中国“崛起为超级大国将使专制政体产生很大吸引力。”

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意识形态转向是不明智的。它在华盛顿制造了一种狂热情绪，使战争更有可能发生。美国最好应该把意识形态从这一局势中剔除，把它与中国的关系当作一种传统的大国竞争关系，在这种竞争中，外交的目的是通过妥协、和解和求同存异来管控竞争。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竞争的本质是零和游戏。如果你的对手是邪恶的，妥协（实际是谈判本身）就会变成绥靖。

前路危险

今天，美中关系正处于自由落体状态。由于特朗普政府发动了贸易战，美中经济关系已岌岌可危，美国的技术政策旨在迫使华为等中国企业关门大吉。很容易看出，任意几个着火点都可能在未来几年引发战争。朝鲜半岛事态可能会将美中两国卷入其间，两国的军事演习也加剧了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华盛顿也在挑战有关台湾地位的长期共识，逐渐接近承认台湾独立于中国，并公开承认美国曾有保卫台湾的军事承诺。美国还对北京的新疆政策以及在香港实施严厉的新安全法做出了强烈反应。在这两起事件中，美国两党官员都谴责了中国，国会和特朗普政府都对中国实施了报复性制裁措施。

尽管遇到了美国的反弹，中国仍不太可能放弃本国成为东亚地区霸主的目标。北京还将继续敦促美国给予它平等的大国地位。如果要迎合中国意愿避免战争，那就要美国收回它对台湾作出的安全保障承诺，并承认北京对台湾拥有主权。华盛顿还需要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它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不是普世的，就此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再谴责北京的香港和新疆政策，并不再赤裸裸地要求变更体制。

近日台海局势风起云涌 图片来源：新华网

美国采取这些措施的可能性很小。这样做意味着承认美国主导地位的终结。这使得爆发热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与冷战时期美苏一般接受对方在欧洲的势力范围不同，今天，华盛顿和北京对谁应该在东海、南海和台湾地区享有主导地位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美国公众舆论也不太可能阻止这场可能发生的战争。从历史上看，美国外交政策决策圈并不积极呼应公众舆论，许多美国选民对美国的对外军事承诺及其意义知之甚少。一旦中国发动攻击，特别是对台湾发起攻击，“聚旗效应”（译注：聚旗效应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上的一个概念，指在国家面临战争或是外交危机的时候，国家领导人或执政者能在一定时期内获得很高的支持度，同时国内舆论会减少对政府施政的批判。）和美国政府操纵舆论的能力很可能会化解公众的反战情绪。美国领导人会谴责北京是一个无情的、具有侵略性的、扩张主义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其目的是镇压生活在民主土地上的热爱自由的人民。美国公众会被告知打仗是维护美国普世价值观的必要条件。当然，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一样，如果战争进行得不顺利，那么公众的幻想就会破灭。不过，此时已为时已晚。

在过去几年里，多名观察家认为（包括如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和埃文•奥斯诺斯Evan Osnos这样美国著名的中国分析专家在内），美国和中国可能会像1914年的英国和德国一样“梦游着”进入战争。尽管两国仍在走向冲突的途中，但现在每个人都已二目圆睁。

问题在于，尽管支持加剧对抗的人正在大声而明确地阐明观点，但在外交决策圈内部，反对此类政策的人却出人意料地保持了沉默。其中一个原因是，许多通常主张美国外交政策应保持战略自律和克制的人，近年来在中国问题上变得更加强硬。

在一般同意美国应从中东（有人说，甚至是从欧洲）撤军的学者和分析人士中，很少有人支持在东亚进行类似的战略调整。相反，这个阵营中的一些人，特别是著名的现实主义学者约翰•米阿尔海默（John Mearsheimer）现在声称，美国必须反对中国获取地区霸权。但这一观点是基于20世纪初困扰英国战略思想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Halford Mackinder）的地缘政治噩梦：如果一个单一大国主宰了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它就可能获得全球霸权地位。麦金德的理论有许多弱点。在他那个时代，军事实力就等同于人口数量和煤钢产量。在麦金德时代，欧亚威胁被夸大了，现在仍然如此。中国的地区霸权不值得靠发动战争去夺取。

美国是否能够，或者是否会和平地放弃其在东亚的主导地位，承认中国具有与美国平等的大国地位，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如果华盛顿不这么做的话，那它就踏上了一条通往战争的快车道——这场战争的后果可能会使美国在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遭受到的军事灾难相形见绌。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外交事务》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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