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除了大人物，您还写了一位民间的寡妇的故事，为何要聚焦这样的小人物？

杨斌：汪吴氏是乾隆嘉兴年间的一位寡妇。她的故事是我在查阅清末和民国两部建德县志时发现的，短短二三百字，却提到她来自“坌柏村”——那是我外公的家乡，汪姓是当地大姓。顺着这条线索，我挖掘出她和侄媳妇汪胡氏抵制父权、坚忍智慧的一生。历史往往只记精英，二十四史里多是帝王将相，相比严州两位杨太后这样影响南宋政治的精英人物，底层百姓的故事绝少看到，因为史料稀缺。但正是这些小人物，让历史更加鲜活和有人文关怀。如果这些小人物的故事不在书中留下痕迹，可能就永远消失了。作为历史学者，我相信历史应该是公正的、民主的，每个人无论地位多么卑微都应该有他/她的一笔。

观察者网：您认为严州府在地域文化中最独特的价值是什么？

杨斌：严州府位于“江南以南”，是长三角边缘的丘陵地带，七山二水一分田，与鱼米之乡的杭嘉湖形成鲜明对比。它的独特价值在于地理位置：地处徽（州）杭（州）之间，贯穿严州府六县的新安江是连接两地的黄金水道。徽商通过严州进入江南，木材、木炭等资源也从严州山区运往杭州，支撑了南宋以来杭州的繁华。严州不仅是徽杭之间的交通枢纽，也是东南地区的物资与文化中转站。这种“江南以南，徽杭之间”的定位，使严州在区域文化中独具特色。这也就是本书的一个终极目的：写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史，尝试地方史书写的新范式。

观察者网：创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您如何克服？

杨斌：史料太稀缺了，从而使得本书的结构设计绞尽脑汁。太平天国时期，严州成为战场，大量文献被毁；水库移民时，据当地人回忆，连黄花梨家具都带不走，地方文书保存极少。近年来徽州文书是研究热点，但严州的文书寥寥无几，我只能靠地方志、口述与田野。我在建德北部乾潭镇长大，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有深刻记忆，家族长辈的口述提供了宝贵线索——也是我最初写家乡史的渊源与灵感。过去十几年，我多次回乡走访，考察了子胥岭、西山桥、梅城、吴家祠堂等古迹，同时与老人交流等等。这些田野资料与地方志结合，使本书不仅是历史研究，还融入了人类学和微观史的视角，内容更丰富、生动。本书的另外一个精彩之处就是，我利用自己的专长，找到了宋元以来海外文献（包括非汉文文献）中关于严州的记录，这是地方史研究中很少注意到的角度，使得严州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得到了相应的书写，这是我自己非常自豪的一点贡献。

观察者网：您希望读者从书中获得什么？

杨斌：我想让大家知道，历史不在博物馆里，不在官修史书中，而在每个人的个人、家庭、家乡和记忆中。严州的故事不是个例，每个地方、每个人都值得被记录——无论是王侯将相还是山村寡妇，他们的故事都是人文之根。历史不应被官方或学者垄断，普通人也需要也可以书写或者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希望读者能感受到历史的公平性、民主性和自主性。我在书中记录了严州的微观历史，从村庄到小人物，甚至不厌其烦地意义记录了汪吴氏捐出的41块田的名称（总共不过40亩），就是要强调“野百合也有春天”小人物也有历史，希望激发读者对家乡的兴趣，唤起“思古之幽情”。尤其对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农二代”，我想让他们重新认识父母的故乡，找到文化根源。地方史无论多么微小，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值得记忆记录。

我在书的最后说，希望和我一样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人，都能回望家乡，哪怕只是记录一点微小的记忆，也是对历史的延续。

观察者网：最后，对想了解严州府的读者，您有什么建议？

杨斌：我建议读者实地探访严州的古迹。梅城古镇虽然新修了不少，但历史格局还在；新安江两岸的明代古塔是一级文保，能看到孟浩然“宿建德江”的三江口；乾潭的南宋西山桥是建德最早的国保单位，它和和建德南部的青云桥、南浦桥以及其他一些明清时代的石桥一样，都藏着古道记忆。

如果想读文献，宋代的《严陵集》收录了从汉代到宋代有关严州的诗文，对照南朝文人吴均的《与朱元思书》，你会发现“奇山异水，天下独绝”的意境至今未变。希望大家通过我的书，走进严州，感受它古今之变，感受它的可爱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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