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他们对香港发展不满意，主要针对哪些方面？

陈文伟：首先，香港的生活成本及房价太高。现在香港年轻人毕业后，普遍能有1-2万月薪，他们要交房租租金、支付自己日常支出、补贴家用等，每月能攒下的钱很少。可如果你要在香港买房，没五六百万，基本上买不到一个比较像样的地方。

其次，现在香港发展的机会也比以前少很多。以前香港人会说，“我们有狮子山精神，我敢拼敢闯，努力一下，就会有将来。”那时白手起家的例子在香港很多，现在少了，大部分人没这种境遇。

香港跟内地的发展很不一样。我经常两头跑，尤其是在大湾区活动，我感觉到两边年轻人对未来发展的期望差别非常大：

内地发展机会非常多，无论是人才、资金、市场还是创新，内地比香港的资源都要多很多。内地的青年朋友不会担心或计较，老家待不下去，可以去北上广等其他地方发展、创业，这几个地方的生活成本差异相对而言不会太大。

而对于香港青年来讲，大家其实也有基本共识，相信大湾区有机会，但喊他们去大湾区，他们又会犹豫：“如果我去大湾区，我应该做什么？有哪些资源可以帮我发展？不知道。我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大湾区，万一失败，再回香港发展，会不会晚了？”香港的年轻人算机会成本，成本太高，信心较少。

所以，香港青年对现状确实存在不满，我了解，也非常同情。某种意义上，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我土生土长，还没有买房，家里太太要照顾两个小朋友，小朋友刚上小学、幼儿园，生活成本也很高，会感到有压力。跟其他青年朋友比，只稍微好一点点。

香港成活成本高，年轻人买房困难（图/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除了您说的这些，一些分析香港的文章也常提到，港人不满的原因还包括看内地时已不再有“优越感”。您认为呢？

陈文伟：多少有这种心理状态上的不平衡。80、90年代是香港最黄金的年代，那时正逢内地改革开放，香港拥有技术和外面的资金，可作为中间贸易城市。当初一穷二白的内地通过香港这个窗口“走出去、引进来”，香港也从中收获了巨大的利益。

而现在，有多少家全国顶尖的公司总部设在深圳？大疆创始人汪涛是香港科技大学毕业生，顺丰老板曾在香港深水埗街边摆摊，后来才回内地做物流。内地发展起来，越来越多东西不再需要香港这一中间人了。

国家富强起来，现在反过来是内地来香港消费的人越来越多。自己不能继续去内地“当大爷”，而过来的土豪一个个财大气粗，这确实容易产生心理落差。此外，内地海归有国际视野，两文三语都能说，那些在香港读大学的同学，他们的竞争能力在哪？又不愿意去大湾区，那就选择了“造反”。

话说回来，不少香港人对内地的了解其实非常片面。他们会用淘宝，也追《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武媚娘传奇》等电视剧，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内地的制度发展比香港的落后。

观察者网：现在在香港，凡是涉及内地的公共决策，似乎都很敏感，极易引来争议乃至抗议。

陈文伟：坦白来说，问题的根源在于反对派希望把香港的管治权夺过来。

撇开反对派的最终目标，香港大部分人——尤其是中间派的人——会比较理性地讨论。以这次“反修例”为例，他们在理性讨论中会承认对内地法治不了解，信任度不够。由于香港法制跟内地制度不一样，很多香港市民觉得一旦通过《逃犯条例》，他们既有的一些权利可能难以继续保障。

香港人心里普遍存在矛盾：

第一，他们有回乡证，都去过内地，甚至做生意要两头跑。如果你问他们，“过关之后应遵循什么法律”？他们大部分也都知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再问他们：“你回内地时会觉得很怕吗？”他们有时会坦白：“其实不是真的那么怕。”他们知道，他们不做一些事就不会违法，不过仍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

另一种比较矛盾的情况是，《逃犯条例》如果不通过，有人在内地犯罪后逃到香港，要不要处理？从理性来讲，这些朋友当然知道这些人是必须要绳之以法的。可是用什么条例去解决？他们就没有办法了。

理性告诉港人，有问题要解决，可是感情又让他们觉得要抗拒。我觉得往后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在解决问题时要重视这一情况，因为这反映的是港人心中的一种担忧。不过我认为这担忧可以通过制度消除，大家都认同犯法行为要被处理，至于采取什么办法，大家仍可以谈。

最近香港发生的运动，本来的原因就在这里，可后来运动发展得越来越不对劲，出现很多激烈的行为，如冲击立法会、警察局，或拿武器跟警察对峙。这种情况开始让大部分港人感到不安，不清楚他们到底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