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法案的残忍之处在于，几乎所有接受绝育手术的人，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强制实施的，甚至包括欺骗的方式。而被强制绝育的人群中，未成年的患有精神类疾病和遗传疾病的人，被强制绝育的比例达到了50%，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9岁。手术不需要经过本人同意，只要都道府县设置的优生保护审查会决议即可实施。医生发现患有遗传性疾病的患者时，必须报告审查会。此外，1949年10月24日发布的厚生省公众卫生局的通知中明确表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允许使用限制人身自由、实施麻醉以及欺骗等手段”。

日本政府如此不遗余力地推行实施《优生保护法》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厚生省向各都道府县下达指示，要求积极地提高法律实施效果，也就是增加手术的数量。除此之外，那些成绩不佳的地区也会被厚生省认为在工作上不够积极。在这种让各道府县形成竞争的状态下，绝育手术的推行如同撒下一张大网，将可能成为手术对象的人一网打尽。

来自宫城县的饭冢淳子是一个典型的受害案例。1963年，16岁时的她因被诊断为“遗传性弱智”而被带到诊疗所，并在父亲在场的情况下做了绝育手术。后来她偶然偷听到父母对话：“淳子做了再也生不出孩子的手术”，这才知道在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位日本女性一直对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实施绝育手术的往事无法释怀。

另一位北海道居民小岛喜久夫，因为小时候生病，造成一只脚走路不便，结果被父母带去实施节育手术。他回忆起当时父母看着他的眼神，这是他一辈子最痛苦的时刻：“我真的很想要有后代，我想带孩子们去动物园玩，但我知道这辈子都不可能了。”

日本旧版《优生保护法》1996年被废止后，过去的受害者开始团结起来争取向政府要求赔偿。经过长达数十年的抗争，日本在2019年通过《强制绝育救济法》，向所有受害者正式道歉，并依法向每人赔偿320万日元。

2024年7月3日东京都千代田区，原告们在收到判决结果后，高举“胜诉”条幅。

但是许多受害人认为此这一赔偿金额根本无法抵消多年来遭受的巨大痛苦，因而持续将政府告上法院。直至此前日本最高法院裁定违宪，并勒令日本政府做出赔偿，他们旷日持久的申诉才终于迎来了迟到的正义。

自从日本优生法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并要求谢罪和赔偿以来，引发了世界各国包括我国伦理学界、法学界、社会学界以及公众的广泛关注。    

在世界各国，不论实行怎样的政治制度，公民都享有生育权，这是一项基本人权。如果通过产前检查或其他相关筛查，发现相关当事人具有存在某种生育缺陷的风险，政府和医生有义务告知当事人，劝阻当事人终止妊娠，以免出生具有先天缺陷的婴儿。但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接受这一劝告。政府绝不可通过强制手段实施绝育，这是对人权的明显侵犯。

优生是婚姻和家庭最重要的问题，从广义而言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实现崛起或复兴的重大问题。优生学是利用遗传学原理，来保证下一代有正常生存能力的科学。该学说起源于英国，意思为“健康遗传”，主要是研究如何用有效手段来降低胎儿的缺陷发生率。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优生学被许多先进国家所接纳，在政治主张上把进化论和遗传学套用在人类身上。1907年美国印第安纳州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优生学绝育法”，后来全美超过30个州跟进，这使得大约6万人沦为受害者。这后来也成为纳粹德国制定政策的依据。

不无讽刺的是，日本居然还不时对相关国家开展所谓的“人权外交。”例如针对中国政府此前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以及所谓在新疆“侵犯人权”问题，此外还针对发生了军事政变的缅甸，日本国会在2021年4月煞有介事地成立了“思考人权外交超党派议员联盟”这一机构，频频开展活动；甚至还在国会通过了“谴责中国违反人权”的决议，收留和纵容乱港分子，将其视为“英雄”。刚上任的石破茂首相也是该机构的成员之一。

早在安倍晋三任职期间，日本政府就对中国大打“人权牌”。在2019年6月G20大阪峰会期间，日本政府再度让臭名昭著的“疆独”头目热比娅入境，尽管中方一再向日方晓以利害，但日本警方居然默许热比娅等民族分裂分子与“港独”分子陈浩天等沆瀣一气，前往会场附近造势闹事。这些分裂分子还于G20峰会开幕当天在大阪举行记者会，狂妄地提出“疆独”和“港独”之类的政治诉求。

日本一厢情愿地以为它在该领域处于“道义高地”，但却不知道拿镜子照一照自己，如此大张旗鼓地对华实施所谓“人权外交”，日本有这样的资格吗？如此大规模、全面、长期侵犯本国国民人权的国家，居然还若无其事地对中国开展“人权外交”，这也太有自嘲意味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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