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到两年，他就以8.1%的失票落选。在选后访谈中，他沮丧地说到，在登门拉票时，有些选民当着他的面甩门拒客，一些以前的支持者也弃他而去。在2019年，赵锦荣以41.7%对35.1%的大票数差别击败自由党候选人；2021年，他以33.4%对42.8%的大票数差别落败于自由党候选人Joe Peschisolido（非华裔）。这就是“反华”的下场。

黄陈小萍从2008年起一直担任议员，但在2021年大选中落选了（图源：推特）

黄陈小萍从2008年开始就是列治文中区议员，13年后丢了席位。在2019年，黄陈小萍以49%对28.5%的优势当选；在2021年，她以37.1%对39.4%的劣势落选，当选的自由党候选人缪宗晏（Wilson Miao）也是华裔。列治文中区是加拿大华人选民第二大集中的选区，华人选民占58.4%，其中香港背景的占12.6%，大陆背景的占24.8%。斯蒂文斯敦-列治文东区也没差多少，华人选民占47%，其中香港背景的占11%，大陆背景的占18%。多伦多的万锦-于人村选区（Markham-Unionville）华人最密集，高达64.2%，也是大陆背景的居多。

大温哥华保守党议员失票情况。图中数据是根据当时还不完全的大选数据，最后修订数据是斯蒂文斯敦-列治文东区失票8.1%，BC全省失票0.7%，加拿大全国失票0.6%（图源：南华早报）

在多伦多的万锦-于人村选区，保守党候选人同样失去了席位，落差为7%，只是保守党候选人是非华裔的Bob Sarova，自由党候选人蒋振宇（Paul Chiang）是华裔。自由党在安大略全省是失票2.7%的，而保守党还增票2%。

海外华人在居住国的选举倾向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华人喜欢聚居，华裔占比较大的选区越来越多，具有大陆背景的移民占比越来越高，相对于港台背景移民的占比差距还在继续拉开。

海外华人的政治立场千姿百态，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对中国的认同，尤其是来自大陆的新移民。危害中国的政治元素就是危害故乡和亲友，也危害自己的中国认同。海外华人按照候选人及党派的政治倾向投票，而不是候选人的脸。用华裔脸来拉票是徒劳的，内奸只有倍加遭人恨。

这一特点在西方政治日益分化、对峙化的大背景中越来越重要。西方式民主就是选票民主，其中利弊不是这里讨论的重点，但现实是，容易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少，硬核难题越来越多，妥协的空间越来越小，导致不同利益群体的立场越来越分化，越来越坚定，势均力敌的阵营已经形成。、

2020年，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支持者在白宫外游行。来源：NBC

选举不再是打通隔阂、凝聚合力的过程，而是见敌必杀、寸土必争的阵地战，成为“多数人的暴政”。“被暴政”的一方必定重整力量，强力反扑。选举阵地战越来越激烈，微弱票数差距代表深度分裂的民意，1月6日美国的国会山暴乱是否象征着“没有硝烟的内战”会硝烟乍起，已经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2000年，小布什的大选结果最后要靠最高法院确认，开始了西方政治的阵地战时代。特朗普、拜登都以“技术多数”（选举人票多数，选民投票少数）当选，同时选民投票得票差距也非常微弱。美国政治已经高度板块化了。2024年大选估计会是比2020年更大的大戏。

加拿大2019年大选和2021年大选结果高度稳定，也是选民高度阵营化的结果，导致政治碎片化和凝固化。以色列、德国也是政治碎片化的例子。政治碎片化迫使党派每票必争，个别选区的潜在得失对党派政策就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中国并不是加拿大大选中的核心议题之一，但以“反华”为号召，既遭到华人的反对，也争取不到非华人的选票。海外华人的投票倾向主要也是由民生议题决定的。但要是竞选党派恶意炒作中国议题，或许必须考虑在海外华人中的反弹。

非华人没有这样的问题，甚至可能因为媒体的妖魔化和文化傲慢而对中国怀有某种程度的敌意。但中国并不是他们投票的主要考虑，美国才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加拿大出口有75%流向美国，中国只占5%；进口超过50%来自美国，中国只占13%。不管是出口受阻，还是进口供应链去中国化，对普通加拿大人的影响并不大。两个麦克之类也离就业机会、社区发展、投资收益、疫情控制等问题距离太远，“中国胁迫xx”更是遥远。

美国才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来源：美国商务部

特鲁多的竞选纲领对于中国一笔带过，还是在提到俄罗斯、伊朗等国时一起带过的。拜登在竞选时也没有多着墨中国问题。甚至刚过去不久的德国大选里，“中国议题”也很没有存在感。用“中国议题”忽悠各国选民越来越不容易了。

保守党在“华人富集选区”的翻船和在“一般选区”No gain but lots of pain说明了一个问题：“凡事不顺怪中国”的把戏只能玩那么久，最终执政或者议政是要拿出干货的。特朗普把抗疫失败推给中国，拜登要搞“重建更好”拿中国开路，奥图尔要上位还是拿中国说事，都是回避了症结所在，也终究是要被看穿的。

即使从选举政治的角度出发，把政治资本消耗在中国议题上也得不偿失，选民关注的是物价上涨、房价上涨、就业萎缩、疫情控制、税收公平这样事关民生的议题。大选应该关注民生，“发展是硬道理”，这才是普世的。或者用克林顿的话来说，It’s the economy, stupid。这才是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兴衰的最大教训。

It’s the economy, stupid。来源：CityWatch Los Angeles

当然，选举政治不影响各国政客当选后的中国政策走向。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坐二望一，政治上有动摇Pax Americana的潜力，各国外交绕不过中国，中国政策的份量越来越重，这是从国家利益决定的。特鲁多至今没有对华为5G做出最后决定，但早就在暗中“鼓励”加拿大所有主要电信商锁定非华为5G，政府出面禁止与否只具有象征性意义，但他至少保留了这个理论上的政策灵活性。

有意思的是，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歇菜的话题在加拿大媒体上仅仅是有所提及，在加拿大之外的英美媒体上基本没有存在感，只有《南华早报》报导。

《南华早报》是香港媒体，但是英文的。在某种程度上，《南华早报》已经成为英文世界里中国话题的集散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被赶出中国，妖魔化都接不上地气了，本来也只是“有需要”的时候报导一下中国。

在习惯性妖魔化中国的John Sudlow做贼心虚逃到台湾后，BBC本着“没坏话就少说话”的原则，也减少了对中国的报导。《南华早报》成为少有的保持对中国全时、全面（但未必公正）报导的英文媒体，是观察西方对中国认知和心态的有用窗口。这也成为人们通过读者评论栏反驳各种妖魔化的有力阵地，包括反驳报导观点和批斥错误评论。

《南华早报》在报导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中止运作的消息时，罕见地直接关闭了评论栏，根本不让评论了。庄文浩也回绝了《南华早报》对此事发表评论的要求。已经够堵了，谁也不想添堵。

《南华早报》也是有意思的观察对象。《南华早报》对中国的报导越来越悬浮，这不是受到中国抵制的原因，也不是接触不到中文信息的原因，大量报导都发自北京或者内地其他城市的记者站，主要记者都是华人，部份还有国内工作经验。但这不改变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阿里控股《南华早报》，但并不影响《南华早报》的编辑方针。

《南华早报》其实是香港的缩影。香港本来处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结合部，是中国与西方互相观察和互相交流的理想窗口。但西方在思维上从来没有把香港当作中国的一部分，香港对西方来说，只是“名义一国，实质两制”。西方还通过在香港的传统话语权，毒化港人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当西方通过香港黑衣人对中国施加更加强大的政治压力时，中国果断出台《香港国家安全法》，向世界明确：香港的两制是实质性的，香港的一国更是实质性的。

在西方语境里，这是战后“自由世界”第一次丢失“传统地盘”，引起西方朝野的强烈反应。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是在争夺香港的大背景下组建的。如今，香港稳中向好，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也歇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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