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彻头彻尾的机器人战争”

俄乌冲突已经进入第五年，迄今为止已造成约35万人死亡，而且这一数字仍在增加。在这里，所谓的“自主化光谱”正被推向新的极限。

对于勒布朗来说，这种变化尤为令人震撼。他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期间执行过300多次作战任务。当他把“幻影”机器人带到乌克兰时，看到的情况令他“非常震惊”。

“那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机器人战争。”他说，“机器人是主要作战力量，人类反而成了辅助。这和我在阿富汗服役时的情况完全相反。当时人类才是核心，一切装备只是辅助工具。”

如今，每天发射多达9000架无人机的乌克兰，已经成为全球武器制造商——包括不少西方初创企业——最重要的试验场。这些公司正试图把传统的“杀伤链”（kill chain，即识别、打击并摧毁敌方目标的一整套流程）中的部分环节实现自动化。

其中就包括Foundation公司。它希望将“幻影”机器人投入前线，通过真实的战场运用环境形成“反馈循环”，不断完善技术。

“就像无人机、机枪或任何新发明的技术一样，你首先得把它们交到用户手里。”Foundation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帕萨克说道。

如今，乌克兰战争的几乎每个环节都在加速实现自动化，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自主式无人机的迅速普及。这些无人机可以依靠软件，在数百英里的距离上导航飞行，并自动锁定目标。

当通信中断、远程操控无法实现时，经过AI增强的乌克兰四旋翼无人机甚至可以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攻击俄军士兵。计算机视觉系统能够识别并锁定特定目标，甚至可以助其穿过窗户飞入建筑内部，对个人实施定点暗杀。

今年1月下旬，三名满身是血的俄军士兵从一栋被攻破的建筑中走出，向一台遥控的乌克兰地面机器人投降。这款机器人看起来就像一辆小型无人坦克。

2025年7月，乌军第3独立突击旅在哈尔科夫地区使用装载了炸药的无人车攻击俄军阵地 视频截图

勒布朗说，他在乌克兰看到的一切，只会进一步强化他对人形机器士兵价值的信心。

在前线，士兵通常深藏在防御工事中。但只要走出掩体，他们就极易成为无人机的攻击目标。因此，人形机器士兵在执行补给和侦察任务时具有宝贵价值，尤其是在无人机难以进入的地方，比如低矮的地下掩体。

而由于机器人可以模仿人类的热源特征，“幻影”这样的设备还可能干扰敌方监视系统。

更重要的是，部署人形机器士兵意味着，大量现成的武器装备都能直接由机器人操作，不必因为新型机器人需要专门设计的装备而被淘汰。

“我们有多少挺0.50口径机枪？多少榴弹发射器？多少辆‘悍马’车？”勒布朗问道，“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和这些装备全部兼容的系统。所以人形机器士兵实际上能够释放整个美国军队的潜力。”

归根结底，战争的胜负取决于能否击溃敌军的意志。这种崩溃可能体现在不断增加的裹尸袋，也可能表现为士气的逐渐瓦解。

勒布朗认为，相比直接对人口密集地区实施燃烧弹轰炸，像俄罗斯那种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行动尽管面临国际法层面的争议，却仍然是“更可取”的做法。而当人类逐步退出战场时，这或许将成为开展战争的仅存方式。

“未来可能就是机器人之间的战斗：天空中是一群无人机，地面上是两队人形机器人相互逼近。”他说，“那将更像是一场经济层面的竞争。我认为这反而更好。”

当然，这项技术也存在不少问题。人形机器人通常体型庞大、价格昂贵，需要定期充电，而且很容易发生故障。它们能否在泥泞、尘土和暴雨中正常运作仍然是未知数。

一台人形机器人的运动通常由大约20个电机驱动。每一个电机都需要供电，而哪怕是最轻微的故障都可能让整套系统失去作用。

让人形机器人与普通人类士兵并肩作战，还可能带来新的安全风险。

“如果你摔倒在一个婴儿旁边，你本能地知道该怎样落地才不会伤到那个婴儿。”普拉哈拉德·瓦达克帕特（Prahlad Vadakkepat）说道。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也是国际机器人足球联合会的创始人。“但人形机器人能做到这一点吗？”

还有一些风险出现在作战层面。

目前，被俘获的无人机已经成为重要的情报获取来源。它们就像飞行的智能手机，可以存储或传输大量敏感信息。同时，无人机的无线电频率也可能被截获，从而被“欺骗”或被接管。

俄军装备的“克拉苏哈-4”电子战系统

如果人形机器士兵被黑客入侵，会带来更加严重的风险。敌方可能通过软件“后门”劫持一整支机器人部队，让它们反过来攻击自己的创造者，甚至被用来实施难以追踪的暴行。

另一个重大风险在于人形机器人是否有能力正确判断复杂的情境。

即便其设计初衷是让人类仍然处在杀伤链之中，步兵战斗的节奏也远比无人机作战更为混乱。如果一个孩子手持一把张开的剪刀朝你跑来，人类可以凭直觉判断其威胁程度并不高。但具身人工智能会做出同样的判断吗？更进一步地说，它是否真的能“感受”到任何东西？

“这关乎人的尊严。”机器人学家、哲学家，同时也是国际机器人武器控制委员会主席的彼得·阿萨罗（Peter Asaro）表示。“这些机器既不是道德主体，也不是法律主体，它们永远无法理解自己行为背后的伦理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