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国现行宪法中强调“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实际上也同样是让宗教回归个人信仰之私人领域本位的一种政教分离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真正落实和保障。

在旧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中，达赖喇嘛并非一个纯粹的宗教领袖，同时是拥有政治权力的地方政权政治首领，集政教大权与一身；

而在噶厦政权中，格鲁派僧人的势力也非常强大，按照采取了僧、俗并用的原则，基本上处于僧、俗各半的比例，根据“1959年初对西藏地方政府在职僧俗官员的排名登记表明，此时僧俗官员总数为477人，其中僧官266人(达赖喇嘛不计在内)，俗宫211人”；而且，在僧官与俗官之间，僧官的地位要高于俗官，如噶厦政权中的四位噶伦，一僧三俗联合执政，但首席噶伦必须为僧官。

在旧西藏地方政权的基层行政机构如基巧公署，一般也设四品以上的僧俗基巧（意为“总管”）各一人，基巧下一级的宗的宗本也大体维持在僧俗各半的比例。因此，就旧西藏的地方政权构成而言，可以说僧侣集团是深深镶嵌于旧西藏的政治权力结构之中，具有很深的政治属性，而非单纯的宗教人士。

致热刀头目：  

　　为达赖喇嘛念经祝寿，下密院全体人员需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为切实完成此次佛事，需于当日抛食，急需湿肠一付，

头卢两个，各种血，人皮一整张，望立即送来。

                                                                          ——致热不典头目

另外，格鲁派寺院的组织机构、在西藏地方政治中的作用也与内地佛教寺院或者欧洲宗教改革之后的教会有本质差异，“遍布西藏各地数以千数的格鲁派寺院都有自己的行政军事职能，大型的寺院除有僧人武装、执法机构，还可以直接委任宗本，政府的命令得不到寺院认可就难以执行，在某些情况下，寺院甚至会动用武力胁迫政府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尤其是拉萨的三大寺，更是在西藏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三大寺堪布和退休堪布可以直接进入噶厦的僧官系统，参与议政和决策”。

同时，三大寺还有散布在全藏的其它大小黄教寺庙作为属寺，子寺的堪布等要职，均需由母寺派出的僧官担任，或由母寺派出常驻代表掌权，进而形成一个严密的教团体系。

格鲁派寺院也大都拥有自己的寺属庄园和属民，拥有自行管理寺院庄园和属民的权力；还拥有高度的司法权，形成了一套寺院习惯司法制度。因此，在政教合一的旧西藏，“格鲁派的寺院绝不是单纯的宗教场所，而是一个具有行政、民政、军事、司法、经济管理职能的独特的政府机构”。

如同欧洲中世纪的神权统治成为欧洲诸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桎梏一样，旧西藏的僧侣统治不但不符合现代国家构建所要求的国家权力世俗化、现代化潮流，也对西藏社会发展起到阻碍作用，诚如美国藏学家戈尔斯坦所指出的，“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是西藏政治中的一种和谐的力量，但是它又是一种导致分裂和纷争的力量。

各种宗教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声势和影响，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角逐，他们在有关宗教利益的政策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从而给20世纪的西藏历史带来了灾难”。

因此，法国藏学家达维·耐尔笔下描绘的当共产党和解放军进入西藏之后广大西藏人民像渴望藏族史诗中“格萨尔王”的出现一样渴望共产党和解放军能够改变他们被“侮辱和损害的”命运的场景，即形象地说明，广大西藏人民并不是天生甘于被僧侣、贵族统治集团所奴役、压迫、侮辱，而是像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渴望“自由的新生”。

而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发布解散西藏地方政权的命令，即是如同西方近代政治史中结束天主教会政治、经济特权一样，是一种对“旧制度”的结束、也是平等、民主、政教分离的现代政治秩序建构的必然要求，更是对于广大西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享有的一种彰显。

广大西藏人民，如同当年的欧洲人民一样，迅速投入到反对旧的神权统治的斗争之中，并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的地方政权而奋斗。

被西藏农奴主剥下的农奴的皮

宗教陷入政治，对于宗教精神和宗教清誉来说都只会带来损害，旧西藏政教合一体制下僧侣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景象，即足以说明宗教陷入政治之后对于宗教精神和宗教发展的惊人异化作用。

在戈尔斯坦的记述西藏社会1913年至1951年的这段历史中，充斥着西藏僧侣、贵族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而这，实际上只是西藏政教合一体制下统治阶层政治内斗的一个缩影。因此，本该一心钻研、弘扬佛法义理的高僧，却因为涉足政治而变成了不得不为自己政治命运战战兢兢的政治人物，这是典型的历史的误会。

而民主改革之后，西藏的宗教人士终于可以安心钻研、弘扬佛法精义，这也足以说明，“政教分离”的现代政治体制，才真正是宗教的最佳归宿，政治，本就不是宗教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