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到后来，中华民国的霍克3双翼机消耗殆尽。

新一批的国际援助是伊15、伊16战斗机，成为后期的主力战斗机。

伊15是双翼，后面单翼的是伊16

其中，伊15还是双翼缠斗机，且只有两支枪。

而此时的日本，研发出了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零式战斗机。

（零式）出现了之后，它一护航，制空权就被它拿去了。

这一次，飞行员小伙子们惨败。

在航校七期学员徐华江（吉林人，1917年生）的口述录音里，这样回忆与零式的交锋：

上空五分钟左右，我的滑油箱被打漏了。

我想脱离开，刚脱离日本又追着打，想走也没办法，不想走也没办法。

尽管被吊打，徐华江也在空中捱到发动机毁损才终于迫降。

追击他的日本战斗机飞行员三上一禧后来回忆：

我看到中国空军一直顽强打到空中停车才坠落下去，

真是吃惊。

对手输了，他佩服你不算啥。对手赢了你，还佩服你，可见：

这群年轻人身上迸发出的“勇”，太牛逼。

但Sir从来不觉得，勇是指机器人一般的无私无畏。

对普通人来说，私和畏，从来都存在于每个人的基因深处。

成为烈士，不是靠先知式的爱国、天生的勇。而是一个“有私也有畏”的人，带着恐惧，经过内在的艰难跋涉，却仍选择赴死。

那么，他们的这种转变，怎么来的？

导演张钊维在制作过程中，对此已经有了某种领悟：

我并不想谈中华民国空军的建军史，我想让更多人对空军飞行员和他们的眷属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在我看来，空军飞行员是一群被迫修行的年轻人。

什么是修行？Sir理解，就是一种内心成长，一种历练后的质变。

那么，人为什么要内心成长？

因为想让自己，在余下的人生里，好好地“生”。

但，抗战飞行员这个特殊的“修行”，不是。

它要求一个人，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领悟“死”。

纪录片中，导演采访到当时96岁的陈炳靖（航校十二期，福建人）。

他说，他的人生选择，本是一场“冲动”。

当年，他本来刚从航海学校毕业，一天和同学跑到上海去搭船。结果碰上淞沪战役，当时的日本军机对市民进行无差别轰炸，老人儿童无一幸免。

他立即对同学说：“不行，我们一定要去考空军，要飞上天，抵抗敌人。”

结果一行人，就只有他真的跑去念了航校。

陈炳靖甚至说，因为抱着去死的心，恋爱都不敢谈。

很多女孩不知道嘛，不知道随时会死的，

但你良心晓得，不可以这样子。

当时空军第一大队的都凯牧（航校十五期，辽宁人），谈到其他战友的牺牲，马上叹气、掉泪：

真是不打死不算数啊，所以七天下去六个，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