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歌王好弟：唱红歌曾篡改歌词 被阎肃狠批

日本演员发愁的是角色的丰富性，毕竟都是黄种人，演个中国人也还是有几分可行性的，来自非洲的黑人兄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正如同黑人好弟说的：“即便把我的脸刷白了，演中国人也没人信吧？”好弟在中国娱乐圈发展的独门秘笈是——唱歌，而且会唱红歌。

“在演艺圈要找准定位，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角色，包公就特别适合我。”来自利比里亚的黑人好弟很想演一回面色最黑的包公，但仍未能如意，实际上，他找得更准的定位是“唱红歌”。好弟流传最广的视频里，他站在毛主席像和五星红旗前，拿着毛主席语录，穿着五角星的军绿色T恤，头戴五角星帽，斜挎着布包，唱着“主席的话儿记心上”，感情充沛，辨识度非常高。到今年，好弟已经在五洲唱响乐队担任了7年主唱，在中国的演出市场上成为了独特的一景。

好弟走上歌手这条路非常偶然，上大学时，他和几个朋友去泡吧，有现场乐队来表演，他们看了之后，大失所望。“唱得还没我好也能在酒吧唱，那我更可以啊。”不服气的好弟开始找到第一个唱歌的酒吧，慢慢名气唱出来了，组建了一个乐队，后来，有人邀请他去结婚典礼上唱歌，在当地唱得小有名气。

好弟当歌手并没有得到父亲的支持，父亲是牧师，从小就带他去教堂唱圣歌，献给基督的嗓音怎么能去酒吧唱俗烂的爱情歌曲呢？不过翅膀硬了总要飞，好弟不仅继续当歌手，还飘洋过海来中国唱红歌。

好弟是“舞台疯子”，上了台就像身体的开关打开了，异常活泼，让人充分感受到非洲人民的热情，不管录什么节目，导演都很爱他，他在中国遇到最大的挑战反而是语言。当初为了唱歌来中国，一个中文字都不会说，来了之后就去酒吧唱英文歌，虽然慢慢学唱中文歌，但学得非常慢。

但不久，他就被逼得不得不学中文。“刚来北京的时候，很苦，北漂嘛，没什么钱，家里还出了点事，找公司老板借了七八万块钱，演出完就赶紧还钱，根本没有余钱租房子，只能住公司，每天吃蛋炒饭。”好弟一住公司就是一年多，正是这段艰苦的生活让他的中文水平大幅提高，还学了点京片子。

“那时候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中国人，都不会说英文，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和他们在一起，从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天天听他们喳喳喳，完全听不懂在说什么，我就只能玩电脑。”忍无可忍的好弟买了一本小小的中英词典，对照里面的英文、汉字和拼音开始自学，有些话觉得有用就背下来，和同事们说，一来二去，日常交流已经不成问题。

学中文也让好弟唱中文歌时能有更深的理解，“毕竟不是母语，唱中文歌是很难的，两三年差不多明白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唱，然后开始试着往里加东西，加什么，怎么加，怎么融入中国元素，慢慢就懂得越来越多。”

好弟也有办砸的时候，参加中国红歌会时，篡改红歌的歌词，被评委阎肃狠狠地批评，他才知道原来红歌背景深厚，是不能随心所以地去修改。好弟干脆在南昌街头支了个摊，请当地的百姓教他唱红歌，勤学苦练，最终走到“六进五决赛”，并被封上了“红歌王”的称号。

进影视圈是好弟今年给自己定了一个新目标，其实去年他就已经略有涉猎表演领域，在电影《疯狂72小时》演一个非洲来的文物贩子，在微电影《最后一次机会》中演了一次瘾君子，表情浮夸，动作丰富；今年又接到一个电影，目前还没有开机。好弟演的角色设定都是混血、中非混血，他们从国外来中国买什么东西，来中国找媳妇，诸如此类。

“毕竟让我去演个中国人，即便把我画白点，观众也不会相信吧？当演员要找准最适合自己的角色。”选来选去，好弟觉得猪八戒是个不错的选择，“我话比较多，又爱逗大家开心，比较适合这种可爱的角色。”

不过，最合适的角色好弟认为非包公莫属：“包公特别适合我，去哪个节目都可以唱包公的歌，因为长得黑都是包公，如果导演想要一个不一样的包公，那得找我。”在表演时，好弟穿着包公的大龙蟒戏服，头戴乌纱帽，架着黑框眼镜，眉间画着白色的月牙，再配上黑如碳的肤色，“黑脸的包公”成为名副其实的黑包公，一开口便是：“我的滑板鞋，duang～”话说，美国能有黑人当总统，中国影视剧里出现黑人包公又未尝不可呢？

接受我们采访的地方就是好弟当年北漂时住了一年的公司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