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与种族清洗——读迈克·曼《民主的阴暗之面》

民主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灵药。对于由现代认同政治(thepoliticsofrecognition)推波助澜的种族和民族问题来说，民主化带来的更可能是罪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解体后的惨痛经验向我们昭示，与民主化相伴随的可能并不是和平，而是仇恨的爆发，共产主义威权体制解体带来的不是美好的民主政治，而是血腥的民族战争和种族清洗。自1990年代以来，开始有学者警醒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通过对民主化与种族和民族冲突关系的研究，反思一直未曾将种族和民族问题纳入视野中的民主化理论，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近代以来就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建立民族民主国家的政治潮流。迈克?曼[MichaelMann]的《民主的阴暗之面》(TheDarkSideofDemocracy：ExplainingEthicCleansing.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5)，便是这一反思中的一部杰作，该书曾荣获美国社会学会巴林顿?摩尔比较与历史社会学最佳著作奖。迈克?曼执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其早期著作《社会权力的起源(TheSourcesofSocialPower)》中译本于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已为国内读者所熟悉。

《民主的阴暗之面》的研究主题是民主化和谋杀性清洗(murderouscleansing)的关系，曼提出的基本论点为：“谋杀性种族清洗是现代的，它是民主的阴暗之面”。谋杀性种族清洗只有在现代社会中才会发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古代社会中的原始、野蛮行为。虽然古代社会中残酷、血腥的屠杀并不少，但灭绝整个民族、进而彻底抹去该民族身份意识的事件却极为罕见。曼认为，在古代社会中，阶级问题要远远比民族问题更加突出，更为关键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民族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也需要被纳入阶级关系中来考察。“征服者的意图大都是想让被征服者屈服，接受统治和奴役，而非消灭被统治者。”一般情况下，征服者会将被征服者变成劳工阶层，压迫他们以向征服者提供经济产品，只要被征服者不反抗，征服者一般并不会干涉被征服者的语言、信仰和习俗，甚至一些野蛮的征服者会采取较为先进的被征服者的生产生活方式、语言文字和习俗(哥特人学罗马人;蒙古人、满人学汉人)。不可否认的是，古代社会中的征服大多是民族之间的征服，征服民族会采用各种残暴的方式使被征服民族屈服、放弃抵抗(屠城、遭遇抵抗后以屠杀来报复，当然也常见同一民族的内战之中)，比如消灭被征服者的精英阶层，迫使被征服者采用征服者的语言文字和宗教，但仅仅是让被征服民族屈服和同化。征服民族要么同化被征服民族，要么被征服民族同化。曼认为，种族清洗在现代社会才频繁出现。

对于曼来说，谋杀性种族清洗之所以是现代现象，是因为它们往往是建立现代民族民主国家(nationalistdemocraticstate)的政治民主化潮流的结果，这一潮流始自近代欧洲，持续到今日。固然，谋杀性种族清洗背后有民族主义的因素，但导致种族清洗的直接原因却是在多种族或多民族政治背景中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民主的本意是“人民统治”，即政治过程由大多数普通人来决定。但在多种族或多民族的政治背景中，当抽象的“人民”由具体的种族或民族身份来界定，谋求选民支持的竞争性选举往往会破坏社会和谐与族群团结，使“人民”变成占人口多数的单一种族或民族，将民主演变成为多数的单一种族或民族的统治，其他的种族或民族群体则沦为被统治的少数。当种族或民族之间发生冲突，尤其是不同的种族或民族竞相声称对同一块土地享有主权或自治权之时，强势对弱势一方的战争和清洗就可能出现。曼认为，自近代以来，各种形式的种族清洗就伴随着现代民族民主国家的崛起。

尽管现代西方的民族民主国家可以相对地做到自由、宽容和平等，但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它们中的大多数走向现代民族民主国家的过程都是从自由、宽容和平等的反面——种族清洗——开始的。从曼提供的极为丰富的信息中，我们了解到，在12至13世纪征服威尔士之后，盎格鲁——萨克逊人就开始运用语言、宗教和拉拢上层精英等手段同化威尔士人，于1536年将威尔士合并入英格兰王国，在19世纪较为彻底地同化了威尔士人，逐渐形成了所谓现代民族国家。欧洲大陆的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也大致如此，以武力征服为基础，通过语言、宗教和政治教育等手段，塑造统一的民族国家观念。“到20世纪，西北欧已经完成了语言上的清洗，余下的也是自愿接受同化。法国的少数民族大多接受了雅克宾派的观点，乐于让自己的孩子接受作为现代语言的法语教育。布列塔尼人的父母认为自己语言是落后的、缺少发展机会的。在公共场合，威尔士人采用的是英语和英国身份，布列塔尼人则采取法语和法国身份。语言清洗的完成，起初通过强力，接着依赖制度强制，最后是通过自愿同化。实际上，尽管爱尔兰最初遭受了更为激烈的清洗，但爱尔兰人的父母同样充满热情的自愿同化。”曼列举了大量例子说明，这些所谓早期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基本内容就是，采用单一语言同化少数民族，通过强制性政策和教育制度来塑造国民身份和国家认同。从此可以看出，这些所谓的现代民族国家并不是单一民族自然形成的，而是在充满暴力和强制的过程中，多个民族被塑造成一个具有单一语言、单一国民身份和国家认同的政治民族。曼认为这一过程带来的强制、暴力和死亡，就是近代欧洲民族民主国家最初的黑暗之面。

“如果我们曾经不得不向任何部落举起斧头，我们将不再把它放下，直到这些部落被灭绝或被赶出密西西比……在战争中，他们将杀害我们一些人，我们则要将他们全部摧毁。”曼引用的这句话来自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极为生动地表现了在北美殖民地的殖民者民主体制(settlerdemocracy)下，白人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清洗。曼研究了西班牙的墨西哥殖民地、英国人的澳大利亚和北美殖民地、沙俄的高加索殖民地以及德国的西南非殖民地，其基本结论是：凡是宗主国直接在殖民地设立行政机构实行威权统治的地区，在种族方面的包容性就强，对土著人的清洗就少;凡是由殖民者(settlers)以人民主权观念建立自治的地区，在种族方面的排他性就强，对土著人的清洗就严重。其实，通过对殖民地的分析，曼揭示出了人民主权观念的局限和不足。在殖民者民主体制下，“人民”的成员基本上是同质的，即“白种人”、“欧洲人”，民主、平等、自由的原则仅仅适用于“人民”内部，而“人民”则是具有排斥性的，与“人民”在种族或民族方面异质的人则被排斥于“人民”之外，不享有主权(如德国人对“人民”或“公民”的理解基于有机的种族概念，定居于中东欧地区的德国人，只要血统正宗，尽管国籍不在德国，不会说德语，但都可以加入德国国籍，成为德国公民，而在德国出生、接受教育、工作甚至母语为德语的土耳其人，则被禁止入籍)。在殖民者与土著人争夺土地和资源时，殖民者的民主体制则赋予他们屠杀土著人以正当的理由。曼认为，以殖民地民主体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美洲现代国家的的阴暗之面，就是对殖民地土著人的种族清洗。

根据曼的叙述，我们可以了解到，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起相对稳固的自由民主体制，以及后来在一波波的社会运动中逐渐形成更加自由、宽容和平等的社会，与他们通过种族清洗确立了以单一语言和文化为基础、相对同质化的国族是分不开的，今日西方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可行性都是以这段历史为前提的。

在破除了西方现代民族民主国家的神话之后，曼将主要的篇幅给予了20世纪民主化运动中的种族清洗，依次分析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中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南斯拉夫地区的种族冲突以及东亚地区的种族冲突。这些种族冲突或种族清洗事件虽然在细节上千差万别，但一个共同原因在于它们都是建立欧式民族民主国家，力图实践“人民主权”观念、进行民主化的过程中出现的。可以看到，“人民主权”在凝聚一部分人同时，也在与它之外的人疏离;“人民主权”以新身份为基础形成自我中心的新群体的同时，也在撕裂着原有的更具普遍性的旧群体。民主化运动使原有地区的社会群体和政治版图归属经历一番空前的大分裂和大重组，民族冲突、民族战争和民族清洗便是这一过程的直接结果。

曼对前南斯拉夫地区民族冲突的分析，尤为值得注意。前南斯拉夫处于拥有复杂民族成分和宗教信仰的巴尔干半岛，在20世纪中后期，超越于民族利益和民族主义之上的共产党组织体系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成功地维系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和睦，然而随着共产主义威权体制的解体，该地区的民族冲突和民族战争也随即爆发。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之后，取而代之的是独立共和国松散联盟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各国相继开始民主化进程。然而，在各共和国选举中，因长久以来的民族矛盾，打出民族主义旗帜的政党往往很容易获得支持，这样就将选举引入以民族身份为分野的政治竞争中，最终把初生的民主体制变成共和国中占人口多数民族的统治。在这种背景之下，民族主义政党持续不断地利用煽动民族情绪和外来威胁以赢得选民支持，政治精英的鼓吹和选民情绪的主导、激化了各共和国之间的领土争执以及共和国内部的民族冲突，把代表主体民族利益和意愿的政府推向发动战争或种族清洗的边缘。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有着长久的民族矛盾，建立民族民主国家愿望使它们卷入领土纠纷，失控的民主化进程则将他们推向民族战争和民族清洗。科索沃战争、阿族和塞族的相互屠杀及科索沃的最终独立，其基本原因也是一样的。对此，曼的总结是，“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危险是民主化的民族国家(democratizingnationaliststate)制造的。”

曼采用大量历史事实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民主的阴暗之面，即当多种族或民族的国家和地区推行民主化，人民主权中的“人民”与单一种族或民族相结合时，种族或民族之间的矛盾就有可能会激化，会在“人民主权”的面目下导致种族或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清洗，要么是某一国家中的强势民族对该国内少数民族的清洗，例如塞尔维亚政府军在科索沃对阿尔巴尼族平民的清洗，要么是在某一地区转换为强势民族的原少数民族对该地区其他民族的清洗，例如阿尔巴尼亚族武装力量在科索沃对塞尔维亚族平民的清洗。《民主的阴暗之面》最能警醒读者方面，就是这一点。

民主的阴暗之面，应该引起那些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有着相似历史、体制和政策的多民族国家的警惕。为了避免悲剧重演，这些国家首先应该直面民主化同国家分裂与解体、民主化同民族战争与清洗之间的经验关系，放弃民主和平论、民主万能论等诸如此类的幻想，认真清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那些落后于时代、充满危险的教条，重新检审以西方政治经验和政治理想为预设的民主理论;其次，这些国家需要打破近代以来广为流传的有关西方现代民族民主国家的神话，以更加现实的态度审查西方国家处理种族或民族关系的历史，在时光无法倒流的当下与约束着现有路径和机会的过去之间，务实、谨慎地采取相应政策，并做好最坏打算;最后，这些国家还应该有勇气超越西方民族民主国家的道路和模式，建立既面向时代、面向现实，又扎根于本国历史与传统的新的族群和共同体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