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希精心挑选了一些例子，阐述垄断在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一个就是宽带案件。他写道，大多数美国人能否使用互联网，或多或少都由当地电信公司决定；结果，美国宽带不仅比其他国家慢，还贵。另一个事例和农业有关，比较典型，农业通常被视作拥有完美竞争机制的模范行业。他注意到，孟山都（Monsanto）这一家公司，目前作为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玉米的独家供应商，占据了行业主要市场。最近《美国展望》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也指出，类似的行业垄断的例子也很容易找到，包括太阳镜、注射器、猫食等等行业⁴。

统计数据也可证明垄断力量正在壮大。近日，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管杰森·弗尔曼（Jason Furman），以及前奥巴马政府管理及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奥斯泽格（Peter Orszag）合作的一份文件表明，赚取“超常”回报的公司数目正在增加——也就是说，这些公司能持续保持高收益率，不被竞争者削弱⁵。

其他证据也能间接表明市场权力的强大作用。例如，关于最低薪资调整的影响，有很多实证分析。传统的供需分析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降低就业率。但莱希书中写道，目前我们收集了许多地方样本，可进行对照实验，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县的就业率和最低工资标准未提高的邻县就业率做比较。实验数据无法证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会对就业率产生负面的影响。

美国不平等的根源：工资与生产率的巨大差异

那么为何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呢？目前主要的猜想是：雇佣低薪员工的公司（如快餐连锁店）在人力市场上有着很大的买方垄断权；也就是说，这些公司是特定就业市场上低薪劳动力的主要购买者。因而，买方独家垄断下，即使人工工资已经触底，买方招到的员工未必会少，就像卖方独家垄断下，即使价格已经高到离谱，卖方也未必会少卖，或许还会卖得更多。

我们假设：导致不平等加剧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迅速扩大的市场权力，我们又要如何理解当前的一切呢？

第一个回答是，这种假设解决了其他解释产生的一些谜团。很明显，这解释了为何高利率没有刺激高投资的问题。试想那些控制当地网络设施的垄断公司：高收益并没有刺激他们去研发更快的网络连接设备——相反，他们缺乏提升服务水平的动力，而如果他们面对激烈竞争，收益更低，反而研发动力更强。把这种逻辑扩展到整个经济体，那么，某些行业利润率高而投资低迷的状况也就能理解了。

另外，市场权力还能够解释收入不平等的剧烈转向为何与政策转向（尤其是美国政治剧烈的右倾转向）相一致的问题。至于哪些公司能够行使市场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由政治决定，这样一来，市场权力和政治力量就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3.

罗伯特·莱希从未隐藏自己的野心。《国家的作用》（The Work of Nations）书名就有意暗指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他也明确表示，希望读者不要仅把他的作品视为实用指南，而应当作基础性的阅读文本。《拯救资本主义》虽短小紧凑，却显得更雄心勃勃。莱希将他对市场经济根本性的重新考量纳入他对收入不平等的新思考。他坚称自己并非主张制定新政策来限制和削弱市场的运转；确切地说，他认为自由市场的定义是一个政治决策，而政府可以制定完全不一样的游戏规则：“政府不是干涉自由市场，政府要创造市场。”

老实说，我对这套推广理论的措辞有着复杂的情感。从某些方面看来，这些措施似乎让步太多了，甚至接受了“自由市场是好的”这种传统观念，同时要求大幅度调整政策。我担心，如果把一切都塞进这个庞大而理性的框架，这会偏离莱希（和我）所支持的政策，这政策虽然平凡但重要。

无论人们对这套政策组合的看法如何，莱希很好地阐释了一点，扩大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治决策，而这些政治决策本可以反向而行。市场权力的增强表明政府正在放弃反垄断法，从结果看，反垄断法越来越缺乏正当性；而在某些情况下，市场权力的增强又是某些政治力量暗暗支持垄断的结果——例如，电信公司成功且长久地限制公众使用互联网（指当地电信公司垄断互联网接入业务且缺乏技术研发动力）。

同样，当我们发现从事金融行业的少数人收入惊人时，就要意识到这些收入的正当性应当受到质疑。正如莱希所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一些金融公司的高收益主要依赖于政府有意放松对内幕交易的管制。我们还要意识到，金融业的异常成长揭示了政府解除对银行业的管制后无力监管新型金融活动的后果。

同时，过去那种让广大工人群体而非仅仅少数精英分子获益的市场权力形式已经衰落了，这主要也是政治决策的后果。我们总认为工会一蹶不振是技术革新和全球化带来的后果，不可避免，但只要看看加拿大，就知道这种观点站不住脚。曾经，美国和加拿大各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是工会成员；而如今，美国工会成员的比例已降至11%，加拿大这一比例却仍有27%。差别主要在政治方面，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策敌视工会，而加拿大的政策并未跟风。工会的衰落不仅直接影响了工人的收入水平，更重要的影响在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研究人员发现，工会衰落和占总人口百分之一的最富裕阶层的收入提高有密切联系，这表明强大的工会运动能遏制财富过于向社会顶层集中⁶。

根据他的模式，莱希认为，与其说工会是市场权力的来源，不如说是能够遏制垄断者破坏市场的“抗衡力量”（引自加尔布雷思）。如果工会不受到重重限制，他们可能会通过集体谈判来协商工资以及工作环境，以此来抗衡垄断力量。无论如何，工会衰落的因果，和垄断力量上升的因果一样，很好地展示了政治在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那政治为何朝这个方向发展呢？和其他评论者一样，莱希认为政治权力和市场权力是相互促进的。顶级富豪通过支付竞选献金、组织游说以及允诺成功竞选后的回报来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政治影响力反过来也可用于改写游戏规则——反垄断法、解除控制、调整合同法、剥夺工会权利——总之用各种方式推动财富向社会顶层聚拢，而结果是寡头政治螺旋式的恶性循环。莱希指出，美国过去一代人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恐怕他说对了，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来扭转这种趋势呢？

4.

任何人如果想要扭转这种螺旋递增的收入不平等，都要先回答两个问题。首先，你认为什么政策能够扭转这种不平等？其次，你会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政治权力从而让这些政策生效？而在我看来，罗伯特·莱希的《拯救资本主义》只是粗略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在他给出的新政策建议中，莱希主张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来变革“预先分配”方式——即要改变市场收入的分配方式——而非改变再分配方式。（莱希认为，再分配可以看作是当前规则下对“前分配”的调整实施。）这些变革将包括一些标准的自由主义主张，例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转变劳工法及其实施过程中的反工会偏见，以及通过修改合同法来授予工人权利去反抗雇主、债主以维护自身权益等。莱希还提出了一个不那么正统的建议，即通过修改立法等措施使得大公司恢复到它们半个世纪前的样子：不仅对股东（stockholder）负责，也对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负责，包括工人和顾客在内。

这样的措施就够了吗？在我看来，这些措施似乎没有一个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但罗斯福新政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一个计划内的这些要素可能会产生协同效应。而这些措施自然值得一试。（注：罗斯福新政使美国成功转型为中产阶级国家，而70年代开始盛行的“反罗斯福新政”则使美国成功转型为寡头统治国家）

但是如何在政治上做到这一点呢？莱希表明了自己的乐观态度，给出的理由是两党的政客逐渐都开始倾向于发表民粹主义言论。例如，特德·克鲁兹（Ted Cruz）就曾批评那些“有权有势，走在权力走廊上（注：指左右决策的权力中心）”的人。而莱希也承认“这些声明的真诚性应当受到质疑”，事实的确如此。克鲁兹曾提议要大幅削减税收，而这会导致社会福利支出的大幅降低，而那些削减的税收中大约有60%会流向收入分配中最顶层百分之一的人群。事实上，克鲁兹并没有把他的钱（应该说，你们的钱）花在他所承诺的地方。

尽管如此，莱希还是认为这种心口不一其实无关紧要。理由如下：如果连克鲁兹这类人都感到有必要说这样一番话，其实这暗示着公共舆论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革，而这种公共舆论的变革最终会引发他所追求的那种政治变革。我们只能期待他的推断是正确的。而在此期间，《拯救资本主义》能够很好地引导我们的国家。

注释：

1. “相对工资的变化，1963－1987:供需因素，”《经济学季刊》，第107卷第1期，1992年2月。

2. Lawrence Mishel, Heidi Shierholz, and John Schmit对SBTC衰落情况的概述，“别责怪机器人了：评估对薪酬不平等扩大的就业两极化解释”，EPICEPR工作报告，2013年11月

3. “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实证经济学论文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年

4. David Dayen，在“恢复反垄断”，2015年秋

5. Jason Furman and Peter Orszag，“从企业微观层面看不平等加剧进程中租金的作用”， 2015年十月，www.whitehouse.gov.

6. Florence Jaumotte and Carolina Osorio Buitron，“工会权力及不平等现状”， www.voxeu.org, 2015年10月22日

（青年观察者网黄郁译自《纽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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