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周期性的选举仪式之外，普通民众几乎没有其他途径参与民主。事实上，简单多数制并不设置最低得票门槛，因此，在印度民主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人民的选票本身，而是各政党的选举策略。

难道当时没有其他选择吗？早在1919年《蒙塔古—切姆斯福德改革》提出选举制度安排时，考虑到印度社会的多样性，委员会就曾建议采用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然而，这一建议最终被束之高阁，印度选举径直照搬了英国威斯敏斯特体系的简单多数制作为既定规则。自那以后，印度政界人士也渐渐习惯并适应了这套制度。

而在制宪期间，选举制度曾引发激烈辩论。比例代表制的支持者，不仅有多位穆斯林议员，还有不少非穆斯林政界元老，但他们的主张最终遭到无视。著名经济学家、国大党资深领袖加吉尔（D.R. Gadgil）也曾支持比例代表制，但他坦言，被格兰维尔·奥斯汀（Granville Austin）称作寡头集团的国大党高层绝不会接受这一制度。因为这些人想要在中央建立一党独大的强势政府，而唯有简单多数制才能确保这一目标实现。

比例代表制最大的优点，在于其制度设计具有高度可调整性，而简单多数制则相对僵化。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社会结构，对比例代表制进行灵活配置，从而更接近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在印度的种姓语境下，比例代表制原本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削弱种姓政治的影响。

国大党凭借独立运动积攒的声望，维持了最初十年的主导地位。此后，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重塑了整个政治体系，也让选举竞争变得愈发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种姓为根基的票仓政治逐渐成为竞选的核心主轴——这也使得种姓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重新获得了工具性的生命力，得以延续并发挥作用。

4月6日，在印度海得拉巴，印度国民大会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在一个竞选活动上讲话。

当政治权力围绕种姓进行组织时，即便它在不同种姓之间重新分配权力，也只会强化种姓这一范畴本身——你并未削弱种姓的内在逻辑，反而完全在这一逻辑框架内行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将种姓身份转化为政治权力的 “流通货币”，实则是对种姓身份的变相认可与强化。如此一来，种姓非但没有在社会生活中弱化，反而变得比以往更加核心、更加不可或缺。

关于种姓制度的弊端与根除它的必要性，暂且论述至此。接下来我要探讨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如何真正消灭种姓？同时，结合我提出的核心悖论，思考在印度这个国家，应当如何理解革命的内涵。

我知道，这话听着或许像是一句夸大其词的宣言，仿佛我能在短短几分钟里，就给大家一套实现印度革命的“秘诀”。但事实绝非如此。我真正想做的其实更为朴素：只是指出几个关键方向而已。在当下这种思想混乱、认知迷茫的环境里，我相信，即便只是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毫无价值。

我所说的革命，并不单指夺取国家政权，尽管这或许是其中一环。我指的是最完整、最广义层面的革命：同步实现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思想意识的彻底转型。当然，这三者并非彼此割裂，而是要统一融入阶级斗争的进程当中。而究竟何为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或许正是解开一切的关键。

在大多数人看来，“阶级”总是与经济挂钩。我们的共产党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知——阶级的界定必须基于社会的现实状况，而非某个人脑海中理想化的想象。即便《共产党宣言》中那句“迄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暗含着这样一层深意：阶级是构成所有其他矛盾的基础。任何社会中的阶级，都应当涵盖种姓、性别、种族、族群等各类群体，而与这些群体相关的每一种矛盾，都必须通过有意识的斗争去解决，且这些斗争本身，就应被视为阶级斗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我们错了。整个世界都错了。而这一错误，最终让我们付出了革命屡屡受挫的代价。

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厘清日积月累的认知混乱。就拿种姓来说，如今的印度，种姓化程度反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这是宪法保留配额与选举政治共同催生的结果。现如今，各个种姓、亚种姓都坦然张扬自身身份。极具讽刺的是，许多身处最底层、受压迫最深的种姓，反倒成了这种身份标榜政治的先行者。

这种身份政治就像一种极具迷惑性的力量，它固然能起到强大的动员作用，却也可能将我们牢牢束缚在那些本应被打破、被超越的分类框架里。这一点，我们必须清醒地去面对和梳理：既不能轻易否定它的存在与影响，也不能对其抱有不切实际的浪漫化想象，唯有保持清醒的认知，才能真正跳出这种局限。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固然艰巨，但却势在必行、不可回避。因为另一种选择根本无法让人接受：任由社会走向衰败，默许大多数人生活在配不上人类尊严的处境中，同时对少数人持续推行不公、并从中牟取私利的行为，选择沉默纵容。我们其实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直面现实、奋力改变；要么选择沉默，成为不公现状的共谋者与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