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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天下】黄操:工业化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与养老体系
——工业化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分析与政策建议(下)
关键字: 工资劳工工资工业化政治经济学养老基金教育支出劳动价值论工资展望
工业化教育体系
国家投入的教育体系应该是工业化导向的。就是说,国家教育体系的首要目的,是培养中长期产业发展和维持国家工业化导向运转的各类人才。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我国的教育体系应逐渐实现全面免费。首先是公平的免费基础教育(包括小学、初中、高中、中职),然后是高等教育的免费——先是高职免费,再是保持本科学费不再上涨并逐步降低。研究生教育中,理工医农文史哲应免费,其他像管理、金融等收入特别高的专业可根据情况适当收费。
现阶段,我国的教育体系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投入不足,整个教育体系各个层次都投入不足。由于基础教育主要由地方财政支持,所以基础教育的投入不足首先表现为基础设施的地区差距,一个是农村对城市差距大、一个是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差距大。
投入不足更为严重的表现,是教师收入低。虽然我国《教师法》明确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但这里的“工资”在实际操作中大都被理解成了基本工资,而现有的工资结构中基本工资只占较少的一部分。我国中小学出现的很多怪象、乱象都是教师工资低导致的。中央应明确《教师法》中工资的含义,并为中西部、特别是偏远地区的教师提供补贴,以吸引优秀人才加入教师队伍,夯实人才培养基础。
基础教育的不公平既表现为投入上的不公,也表现为高考招考制度上的不公平。在中国这样一个儒家教育观传统深厚的国家,所谓减负、素质教育大多是扯淡或别有用心。比如最近要求“学校要为每位学生建立综合素质档案,包括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五个方面的突出表现。高中学校要将学生综合素质档案提供给高校招生使用”,结果被网友们评价为新时期的“举孝廉”,应该说不无道理。
“自主招生”的效果应该得到公正、客观的检验,自主招生搞了10多年,迫切需要说明一下所招进的学生在各方面表现、发展是不是比相同或类似高中的非自招学生好?主张取消“自主招生”的大有人在,如果没有准确的评价,恐怕难以服人。
在笔者看来,“一刀切”仍是高校录取的最好方式。有人说不能一考定终身,要搞素质教育,但我们想问,难道考试展现的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就不是素质?而且现在不是大学生国家分配的时代了,你有本事的话,就算高考失常,上大学之后也能更进一步。
有些人说这种一刀切高考导向培养的学生是高分低能。请问“985”、“211”的学生有多少高分低能的?不是没有荒废学业的,但要说低能的,那还真是凤毛麟角。
还有些人把“能”完全理解为赚钱的能力,把科技人员的收入和房地产商、矿老板等去比,那就没有办法了,学校不是培养这种能力的地方。
高考的核心科目是语文和数学。语文不仅培养理解、沟通的能力,而且是文明国家的灵魂。数学锻炼逻辑思维,是学习各类科学技术以及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数学其实是没必要分文理科考的。这两门科目应该首先恢复全国统考。衡量各地的基础教育情况需要一个统一的尺度,语文和数学是最合适的尺度,分值也应适当提高,并应保持学校的课程培养目标的高度。高考最终应回归到全面的全国统考,以解决不同地区招考不公的问题,并逐步向东南亚、中亚及全球其他地方开放,鼓励他们的优秀学生学习中文,来中国学习。
另一个可以逐步对外开放的是研究生教育。中国应向美国学习,逐步加强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的大学生来我国从事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相比高考应偏重公平,研究生入学方法可以更偏重效率一些,比如加大保送生的比例,把大学GPA作为明确的参考标准等,这也有利于改善大学生的学习动力。
另一方面,在学术成果知识的获取上,我国应摆脱向西方学的盈利模式,而创造出社会主义免费模式。目前,我国的电子学术资源集中在中国知网、万方和维普三个数据库中,科研机构或个人向他们付费获取全部或部分学术资源库。这种方式对一些小型企业或个人来说费用太高了,不利于学术知识的传播和广泛有效利用。
最近几年,教育部建设了一个大学精品课程共享平台——爱课程网站,由国家支持产生的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可以采取类似的思路。可由教育部收购这三大资源网的基础数据库并整合成一个平台,使所有国内学术期刊论文资源及其基础搜索向全国免费(知网、万方和维普可转型主要从事数据分析和处理业务),降低学术知识门槛,促进在野在朝共同创新,同时也有利于对学术期刊的建设形成更广泛的监督。
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核心,应是按劳分配为主,资本风险收益分配为辅,地租参与分配为补充。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需建立在“按劳分配”为主这一经济秩序基础上,否则再好听的价值观也如同沙丘上立牌坊,迟早是要倒的。
劳动所得是最正面的收入,按劳分配是理想。但现实是,劳动者的收入取决于劳动复杂度和所在细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应尽可能多地培养中高端劳动者集中的核心工业产业,这些产业中劳动者的作用和话语权相对较强。而对低端劳动者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特别是提供均等的教育和居住环境(可视为二次分配),提供合理的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定合理的最低收入标准,维持更高的就业率。在税收方面,应对劳动所得免税,或只以低税率收税。
资本收入既具有正面性,也具有反面性。正面性在于,投资进行研发、生产、流通这些潜在地提高生产率的行为都是有风险的,在市场条件下,有风险就应该有相应的对价,要鼓励风险收益相匹配的资本投入。
而反面性有二。一是垄断资本利益会抑制创新和生产力的发展,这需要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健全和实施。二是资本的无国界性,一旦与国家、人民的利益产生冲突,资本——尤其是大资本会以自身利益为重并展开有害的政治博弈。而且,资本比起劳动者更易于跨国界流动,所以资本家可能会不参与本国的工业化积累,而带着积聚的资金迁移到其他国家去。
总的来说,个人拥有大资本的危害性远远大于中小资本,大资本更保守,更食利,更倾向于卷入政治,梦想以制度形式确保其地位的永续传承,使利益阶层固化。所以税收应从利润中收取用于公共服务、强制积累和二次分配的资金,并对个人大资本的产生、承继有所抑制。
地租收入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收入来源带有很强的社会性,是一种反面的二次分配(包含在企业经营成本和个人生活成本中)。地租收益中包含的风险也是属于“寻租”意义上的风险,这类风险具有很强的信息不对称性,不是一种公平公正的风险机制。所以对地租收益应尽量实行“抑制地租、地租归公”的原则,具体的直接相关收入和税收已经在前文地租部分讨论。
除了与地租直接相关的税种之外,其他的重要税种还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以及增值税、营业税。增值税和营业税属于流转税,我国正在进行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以形成统一的流转税格局。
流转税形式上是对消费者征税,但由于基本包含所有商品和服务,所以本质上来说是对劳动收入的收税。流转税的优点,一是受经济周期的影响较直接税为小,税源稳定,二是征收过程有利于对企业形成一定的监督,三是可以用于反推国内生产总值。目前,我国增值税和营业税这两种流转税在国家税收中约占40%,这一占比应该说偏高了。但主要原因倒不是17%的增值税率过高(在全球范围内处于中间水平),而是其他税种征收不足。
目前中国以税收为绝对主力的一般财政收入占GDP的约22%,不仅低于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更低于欧洲高收入国家普遍40%左右的水平。过低的税收水平,已使我国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日益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重大需求的要求。
国家财政收入是工业化国家运行的支柱。财政收入用于政府的运转、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安全、国防等)和工业化的强制积累(包括对城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对战略项目的投入、对整个教育科研体系的投入等),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调整和保障经济秩序。
除了专款专用的社会保险基金这一块,中国财政收入来源于四部分: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的利润上缴、国家税收、国债、地方卖地及地方债收入。国企的利润上缴类似于私企的分红,分红需要考虑企业下一步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扩大再生产或研发投资,所以需要根据国企在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情况考虑上缴比例。现阶段一些战略行业的国企产业升级、自主研发的任务很重,所以上缴比例应低一些,而商业等其他领域的国企或国有资本公司可以根据情况逐步适度提高一些上缴比例。最好的方式是先把这些国企或国有资本公司上市,然后采取上市企业分红的方式上缴利润,这样也有同类行业的市场可比性。
地方特有的收入是地方卖地和地方债收入。卖地收入主要用于地方城镇化和城市经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很多城市卖地收入的高峰已过。对地方债应严格控制财政担保的债务比例(以财政担保的地方债理应和国债利率相似),其他地方债应用项目自身来担保。目前地方总债务谨慎估计达GDP的26%,高企的债务本身也会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有所约束。
税收和国债是中国中央政府可以综合利用的资金。有些国家国债占GDP比例过高,造成债务危机。有些经济学家喜欢把过度国债问题归咎于凯恩斯,说是凯恩斯主义的失败。但其实凯恩斯只是提出在经济低谷期要用政府需求填补市场需求,并没说要不受控制地通过发债来筹钱。
过度发债很大部分实际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产物——议员不愿得罪富人征富人的税,或得罪选民及利益集团降低相关支出,所以就只好发债,而发债就像上瘾的慢性毒药,越吃越多越停不下来。
中国现在累计国债占GDP比例约15%,处于安全水平。中央政府发行国债还是比较克制的,应保持这一谨慎传统,根据实际情况有计划地进行。
实质上,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绝对主体。我国应加大对利润和地租的征税力度,使税收逐步达到占GDP 30%以上的水平,这样才能为免费的基础教育、高等教研、公共服务以及更有力的基础科学研究等提供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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